张居正见了，很高兴，特地写了《缉熙圣学》诗一首，颂扬其事。

师与生，君与臣，这两对儿尊卑关系，恰好是互为颠倒的。如此，才开启了明中期以后，时间最长的一段君臣和谐关系。可惜，国祚近三百年的大明，这样奇特的君臣搭配，十分罕见，还是互相拧着劲儿的时间更多。

这年年底，张居正让讲读官动手，弄了一本图文版的《帝鉴图说》出来。内容是讲历代帝王行善可以效法者八十一事、作恶可以为戒者三十六事，呈给万历，当作课外读物（此书的正版新书，现在网店上还有卖的）。

书刻印好，带着一股墨香呈上。万历看到有图，大喜，连忙翻开来看。他也是真够聪明，不等张居正解说，自己就能讲出里面近一半的内容。此后，这本看图说话，就放在万历的案头，每天日讲完毕，就由张居正解说，一页页讲，每天如此。

小皇帝上课，张居正不仅经常到场，还亲自担任主讲。他重点让万历学习的，是《大学》和《尚书》（也叫《书经》）里的《尧典》《舜典》，还有《资治通鉴》，这是要把小皇帝往圣人的方向带了。君臣这么一开课，就是连续十年，挺不容易。讲与听的双方都很投入，两人经常“谈经终日竟忘疲”（张居正《缉熙圣学》）。

小家伙天资聪颖，触类旁通。看到《帝鉴图说》上说，宋仁宗不喜欢珠宝，他就脱口而出：“国之宝就是贤臣。珠玉之类，拿它们当宝贝，有何用呢？”这认识水平，比他爹可是强了一百倍。

张居正连忙跟进，对他进行荣辱教育：“明君就是要贵五谷而贱金玉。金玉虽贵，但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区区一点点，为价却不低，徒费民财，又不适用。《书经》上说：‘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就是这个意思。”

万历马上想了起来：“是啊，这宫里的女人们，就是喜好化妆。朕在年节时，赏她们东西，常常会节省一点。她们的话就多，说什么：‘这点儿钱，管什么用？我们这伺候人的，能用皇爷你多少钱啊？’朕就说了：‘是不多。但你们可知道，如今国库里还有多少啊？’”

张居正不由得感慨：“皇上，您只要能这么想，就是国家的至福啦！”

说完这事情，万历又提起，刚才讲官还讲了，秦始皇销毁民间兵器的事。他问张居正：“这始皇帝，好像很笨啊。木棍就不能伤人了吗？销毁兵器，有什么用呀？”

张居正答：“治理国家，一要对百姓施恩德，二要在廉政上面下功夫，才能凝聚民心。天下要是有什么乱子，十有八九，就出在你拼命要防的那些事儿之外。比如秦朝，就是几个小兵倡乱，豪杰并起，最后才亡的。所以，最要紧的是‘人和’啊！”

万历听到这里，连忙坐好，不禁神情肃然！

春去秋来，又到了年根底下。经过一年多的日讲，小皇帝对老师极其满意。万历二年（1574）闰十二月十七日，讲读完毕，他把自己精心写的“弼予一人，永保天命”八个大字，赐给了张居正。

张居正谢过，满面沉思地规劝道：“皇上赐给臣的书法，笔力遒劲，体格庄严，就算是前代君主里面擅书法的，也比不过您。但是以臣愚见，帝王之学，当务其大。自尧舜至唐宋，所称英明之主，都是以修德行政、治世安民而著称的，没听说他们有什么技艺之巧。”

万历立刻醒悟：“先生说得是，朕疏忽了。”当场就自请取消书法课。

张居正施行的帝王教育，抓住了一个根本，就是要让万历明白：你们朱家，凭什么拥有天下？

搞不懂这个，迟早会把江山断送掉。

这方面最好的教材，莫如本朝太祖的作为。张居正建议万历，读一读老皇帝自己写的《皇陵碑》。这是一篇歌谣体的自传，是明朝人忆苦思甜的最佳读本。万历看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对张居正说：“先生给的《皇陵碑》，朕看了好几遍，不胜感痛！”

张居正便启发他说：“自古以来的圣人，没有一个像咱们圣祖吃那么多苦的。那时候他四处漂流，甚至到了没法子糊口的地步。他的老爷子、老太太去世，竟然买不起棺材。这是上天要圣祖拯救苍生，才让他这么备尝艰辛的。圣祖自淮右起义，想的就是为了救民啊！登了大宝以后，他把所有缴获来的珍奇异宝，全都毁掉，穿的仍然是旧衣服。三十年，克勤克俭如一日，到了成仙的那一年，还要召集乡里的老农和‘粮长’（由大户担任的粮区征收员），问他们民间疾苦。你知道这为的是什么？这就是啊，只有以天心为己心，才能创立宏图大业，一直传到皇上您这儿。”

万历连连点头，心服口服：“朕不敢不效仿祖宗，全赖先生辅导。”

张居正又拿隆庆做比照，说：“先帝喜欢做新袍子，穿一次就扔，所费甚巨，皆取之于民。皇上若能节约一件，则民间就会有几十人，能穿上像样的衣服；皇上如果随便做一件好衣服，民间就会有几十人为之挨冻。您哪，不能不念及于此。”

这个说法，虽然是对先帝老爹有非议，但万历还是深以为然。

通过听课，万历为张居正学识的博大精深所折服，对张居正执弟子礼，毕恭毕敬。张居正偶尔肚子疼，万历也要亲手调一碗辣汤奉上。张居正患病在家，万历就会马上派御医前去诊断，还亲自包了一包药，派太监送去，守着张居正服下，然后回来复命。

万历年间后期，曾任大学士的于慎行，回忆这一段讲课时说：“盛暑讲课时，皇上要先站到张相公站的地方，试一试温度凉热。冬天讲课时，皇上要给张相公在地上铺一块毯子，怕相公的腿着凉。”

君臣若父子，同心谋国，实为古今所未有。

这种和谐关系，贯穿了整个“万历新政”时期。从这个时期看，万历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中兴之主。至于张居正死后，万历突然恩断义绝，并且完全背弃了早期努力，原因在哪里？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朱东润先生强调张居正对万历的教育失之过苛，从而造成了小孩子的逆反心理。而黄仁宇先生则以为，是万历在张居正死后发现了张并不是道德完人，由于失望，而心生怨恨。这两种说法影响甚广，几成定论。

说起张居正的身后事，大家似乎都在重复地弹这两个调。

但我个人认为，这两种说法都夸大了心理感受的作用。倒是韦庆远先生在这方面的观点更接近事实。他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万历在大婚以后出现了道德大滑坡，与张居正的期望形成尖锐矛盾。二是成年之后的万历，在掌握最高权力的问题上，与张居正发生了冲突。

这个说法，才比较接近问题的实质，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如果万历在后来，没有受到身边无赖宦官的影响，而是一直求上进，基本可以肯定，张居正“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完全可能实现。

那样的话，晚明的命运，将和后来发生的截然不同。

可惜当时历史的走向，就是不遂人意，越走越糟，没什么道理好讲。正直的士大夫，望穿秋水，盼望明君贤相，却场场落空——令人不能不叹：世间再无张居正！

也许，生为晚明人，本身就是个不幸。

话说回来，张居正在隆庆、万历交替之年，需要做稳妥的第二件事，是处理好与李贵妃的关系。

李贵妃起自民间，从小生活在京郊宛平，父亲李伟是个泥瓦匠，十分热爱劳动。直到隆庆二年（1568），李贵妃封了皇妃，老人家才收起了瓦刀、灰桶，不再劳碌了（闺女有话了，说你还缺那俩钱儿）。嘉靖、隆庆两帝的没出息，让李贵妃深有触动，所以决心把孩子培养成合格帝王。

万历读书，有时候会偷懒，她就喝令罚跪。她曾下令，不许三十岁以下的宫女在小皇帝身边伺候，以免坏小子过早地“干坏事”。每次讲课完毕，李贵妃都要让万历把内容复述一遍，以验证记牢与否。每逢上朝之日，到了五更时，她就要走进万历的寝室，喊上一声：“帝起！”然后让宫女扶起小皇帝，自己亲手打水给小家伙洗脸，再把他扶上小轿送走。

——身为九五之尊的皇帝，被老妈如此管教与约束，据说是史上罕有的。

任命张居正为首辅，主持朝政，就是出于她的决断。张居正的严谨内敛，也恰好符合李贵妃心目中帝师的标准。

张居正当然知道这里面的利害。目前，皇权的最核心部分，就控制在这个二十七岁的单身女人手里。坐在御座上的小皇帝，不过是由她授权的二级管理者。

唐代杜甫诗曰“擒贼先擒王”，张居正在协调自己与皇权的关系上，就牢牢地擒住了这个王。

出身寒微与孤儿寡母的境遇，使得李贵妃的心理极其敏感，生怕宫内外有人瞧不起她。张居正洞悉这个女人幽微的心理，适时为她解除了后顾之忧。

在张居正执政之初，恰好遇到两宫尊号的问题。按照大明祖制，新皇帝出炉后，先帝正室还在的，皇后要被尊为太后。新皇帝的生母如果是妃子，就只能尊为皇太妃，等级上要低许多。到了弘治朝（孝宗），皇帝生母也可以称太后了，但只能是秃头太后，“太后”两字前面不能加尊号。而嫡母太后的前面，则要加两个字的尊号，以示等级差别。

在冯保有意的暗示下，张居正摸透了李贵妃意欲出头的心理，于是他提议：陈皇后与李贵妃，不仅可以同升太后，而且都可加尊号。

这当然是违背祖制的，但他料定李贵妃不可能推辞，便将此事作为结好宫闱的重要步骤，极力促成。

他吩咐礼部：“既然同为太后，多二字又何妨？”如此轻松一语，便把一个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的违制举措，轻松带过。

可以说这是举重若轻，也可以说这是瞒天过海。当时张居正权势正隆，各部院岂有敢不听命的？礼部侍郎王希烈，立即照办，于是两宫并尊的举措，轻而易举就实现了。

自此，陈皇后称“仁圣太后”，李贵妃称“慈圣太后”。后来沈德符论及此事，说张居正这样做，是在宫内谄谀慈圣太后，借以为自己固权。

在今人看来，这两个字也许一钱不值。但在古代礼法社会，名号却是性命攸关的事。其余韵，可以说至今尚在，我们也未必就能笑话古人迂执。

两个字，换来了李太后对张居正执政的无条件支持。在当时，挟强力“驱高”之威，这个违制的动作，竟然没遇到什么抵抗，称得上是一次成功的瞒天过海。

李太后终于正了名，在地位上与陈太后平起平坐，再不必像过去那样，每日要向皇后请安。其心情之惬意，可以想象。

投桃报李，她要报答张居正，对自己娘家的人也就比较约束，不让他们给外廷的事务添乱。娘家人或子弟如有请求加官晋爵的，她就让他们把过去用的瓦刀拿来，然后问：“这是什么？”家人答曰：“瓦刀。”李太后就会训斥：“当日你们就靠这个过活，今日已经大富大贵了，还嫌不足吗？”对亲属的自律教育，十分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