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是这么说，但在礼法上，一人得道，还是要有所表示。李太后的父亲瓦匠李伟，因女儿而贵，跟着鸡犬升天，从平民直升“武清伯”。他曾经提出，请拨公款给自己造府第、建生茔（生前修墓），张居正很痛快就给了方便。但是这位前瓦匠贪心不足，串通内库官员，在承揽京营军士冬衣的制作中，偷工减料，衣服糟得不能穿，引起了军士哗乱。都察院不好追究，张居正就将此事巧妙地推到李太后面前，叫人拿了渔网似的破军衣，去给李太后看。李太后瞟了一眼军衣，心知肚明，顿感大丢颜面，立刻传谕内阁依法处置，决不能袒护自己的老爹。

张居正在处理这件事时，颇费了一番心计。他革退了内库官员三十余人，重新发放合格的军衣，平息了事件。然后，又巧为太后老爹开脱，说责任其实不在李伟，让李伟接受了一通皇帝的训斥完事。然后再借此事，称颂李太后至公无私，中外臣民莫不敬佩。此举，既制伏了李国老，又给足了李太后面子。

几面讨巧，足见他深谙官场上的所谓“会办事”之道。

张居正上台，需要处理好的第三件事是，与太监领袖冯保之间的关系。冯保这人，招权纳贿，名誉不怎么好。《明史》本传没给他下什么好评语，说他“性贪”“横肆”“黠猾”。

在我们印象中，宦官不坏的好像很少（蔡伦、郑和是特例）。但是，史书一般都是朝官写的，因此就不免有偏激之处。历代宦官为祸，是朝官的噩梦，大臣们甚至在正式行文中对宦官都没有什么好称呼，比如“宦竖”“大珰（帽子上的装饰）”“权阉”“中涓”之类。在史书中，修史的官员对前朝的宦官，当然不会留情面，于是就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定型的印象。其实在宦官中，正派、老成，甚至才华横溢的，也大有人在。

冯保与前朝、后代的一些“权阉”比起来，还算是比较本分的。只要不得罪他，为人也还算平和、谨慎，不大有太过格的事。

张居正对冯保在李太后面前的得宠，不像高拱那样看不得，而是相当尊重。严守井水不犯河水的规则，不去抢夺不属于自己的地盘。但是对冯保这个人，又不是敬而远之，那样的话就太可惜了。他看出了，冯保是联结皇权与相权的关节点，不可忽视。

对冯保，张居正以结好的方式，进行了不露痕迹的驾驭；借用冯保之力，来加强自己的权势。实际上，所谓冯保的权力，说到底也就是李太后的权力。正是这条管道，源源不断地给张居正送来了强大的权力资源。

张居正心中有数：有了这个本钱，再放开手整顿朝政，才没有后顾之忧，也才可能有雷霆万钧之力。

甚至可以猜想，当初李贵妃授意矫诏，让冯保一同受顾命，张居正也有参与其事的很大嫌疑。如果真是的话，那就是他进行了一笔相当成功的政治投资。

在整个万历新政时期，冯保做得非常知趣。也许是在与高拱火并的过程中，尝到了外廷的厉害，也许是看到了张居正操控大局的非凡能量，冯保对张居正，始终尊重并全力支持，决不干涉任何外廷事务。

张居正就是这样，把一个历来骚扰外廷的恶势力，变成了一个支持他改革的良性势力。

两人互为利用，默契配合。

无怪事后有人评论说：冯保依仗执政的内阁，言路方面就不用担心，可以在宫中适当来点儿猫腻。而张居正依仗中官，则保持了太后的恩宠长期不衰——可以说，这就是很典型的“双赢”吧。

张居正平时在和万历对话时，凡是讲到为君之道，冯保总是不失时机地添油加醋：“张公是忠臣，是先帝特别托付来辅佐皇上的，所以你要听仔细了。”

而张居正也利用冯保，对整个宦官系统进行约束和钳制，以至在后来新政铺开时，中官无一人敢于阻挠。

张居正对冯保的表现相当满意，说他“未尝内出一旨，外干一事”，从不给外廷添麻烦。冯保对付高拱的那套办法，从来没对张居正使用过。

后来有一次，冯保的侄子、都督冯邦宁（名很不副实）在闹市酗酒，欺凌百姓，恰好遇见张居正的亲随姚旷。姚旷劝他不要胡闹，冯邦宁不听，反而扯坏了姚旷的腰带。张居正得知，就写了个条子给冯保，让冯保自去处理。结果，冯保脸上挂不住，大怒，打了侄子四十大板，夺去冠服，一年内不许他参与重大活动（停职反省）。像这样能严厉约束亲属的大宦官，在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这就是张居正的魅力所在吧。后来的阁臣于慎行，曾高度赞美这一合作关系，说是从此宫府一体，其心若兰。

皇上，太后，大太监，全部搞掂。

大明晚期一辆规格最高的三套车，就这么，在又平又坚固的冰河上跑开了！

对上的问题解决了，剩下的，就是对下的问题了。张居正骤登高位，手握大权，并不等于万事皆备，他还有一个收拢人心、建立公信力的过程。

横在他前面的，并不是坦途，而是沟壑纵横。

首先是高拱的被驱逐，百官中多有不服气者。凭什么让他滚蛋，你来坐庄？这股情绪，必须压制下去。不然，张居正坐在文渊阁中，只觉得脚下随时有火山要爆发，日夕警惕，不敢大意。

于是，他对自己在联冯驱高风潮里的猫腻，做了大量的撇清，反复向人解释，自己对高拱被逐曾经冒死为之诉求。这当然是欲盖弥彰，但总比不盖的好。

其次是资历问题。张居正虽然浸淫官场二十五年，但与前几任首辅比起来，资历尚浅，如何才能让人乐于效力？可不是表白一下就能办到的了。纵观历史，凡能够领袖百官者，基本都有长期身居高位的资历，早就拉起了自己的一套人马。当年老严嵩做了七年礼部尚书，又做了六年大学士，才升任首辅。徐阶做了三年礼部尚书，后又做了十年大学士，才扶正为首辅的。这资历，张居正根本没法儿比，他虽然也做过六年大学士，但入阁前，只有礼部侍郎的虚衔，从来没担任过部院主官，是由翰林院直升上来的。

用今天的流行语来说，这情况，是“下面没人”。

平时倒是没什么问题，下面的人无足轻重。但是到了做首辅的时候，你指挥不动下面，才能感觉到：下面的小萝卜头不仅关乎轻重，而且还很难摆弄。

张居正只有采取清理的办法，打一批，拉一批，把目标控制得很精准。

高拱是个很干练的吏部尚书，任职三年，基本队伍已经建立得差不多了。因此，他走了之后，给张居正留下的，是一个需要认真对付的文官队伍。

官员里永远有靠着上蹿下跳进谗言吃饭的家伙，其奉行的理念就是“做糖不甜做醋酸”，也就是，建设性的事情做不来，毁人的事很拿手。高拱的门生韩楫就是一个，基本可以证明，高、张交恶，韩楫没少“做醋”。

对这类人，张居正称之为“害政者”。

这些害政者，总是笑脸朝着有权势的人，屁股朝着没权势的人。所以高拱看到的都是可爱的笑脸，而张居正恰好有机会看到了许多屁股。

现在，你们要换成笑脸也来不及了！

他说：“有那么两三个人，以言乱政，实为关系朝廷纲纪的大害。所谓‘芝兰当道，不得不锄’，说的就是这类人。”我就是要拔了你们这些仙人掌！

但这样的人，毕竟只是一部分，还有一些让张居正看不顺眼的，不过仅仅就是站错了队。

那没办法，玉石俱焚吧！

他刚一执政，就开始清理门户，隆庆六年六月，对南北两京四品以上的官员进行“考察”（审查）。七月，又开始对所有的京官进行考察，这就是力度很大的“京察”。因为早已锁定了目标，就不是泛泛地敲山震虎，也容不得你事急抱佛脚。两次严厉扫除，共斥退吏部员外郎穆文熙等三十余人，并将吏科都给事中韩楫等五十余人调离京城。之后，从庶吉士中补充了一些人进来，重建了言官队伍。

后来，又贬斥了一批尚书、巡抚级别的高官，官场不能不为之震动。

这是一次很彻底的大清洗，时人评论说：“榜上所罢黜的，皆是高党！”

这一通扫荡，很解决问题。当然，那时候的官吏，看问题比较通透，老家乡下也有退路。所以，免就免了，贬就贬了，打起包袱就走，倒也不至失魂落魄。一个庞大的文官体系，有升有降，古来皆如此。表面看起来，有些是由于派系的政争，是无意义的行政成本，但实际上起到了某种代谢作用，可避免僵化板结。如果只升不降，连平级调动都觉得失面子，那才是不太合理。

刷掉了一批，就要选拔上来一批，而且不能太不像样子，总要和“高党”比一比。张居正在安排内阁成员与各部主官时，显示出了他高超的管理艺术。他考虑的是，要想抚平驱高政变留下的创伤，只有把有声望的人提拔上来。

内阁里高仪病死了，张居正成了“独辅”，较易遭人攻击，因此他选了礼部尚书吕调阳入阁。吕调阳是个忠厚长者，张居正选他入阁，是动了点儿脑筋的。这个平台上，不能允许有潜在的对手，哪怕他现在还很弱小。夏言、严嵩、徐阶、高拱都先后吃过这个亏，张居正是一个把别人拱翻的人，现在，就要防止悲剧在自己身上发生。

他的安排如下：吏部尚书，由资望最高的杨博担任。礼部尚书空缺，由陆树声补上。兵部调来抗倭名将谭纶做尚书，户部用了王国光，刑部用了王之诰，工部尚书朱衡与左都御史葛守礼留任。这些人，都是素有清望的大臣。其中的王之诰，是张居正的亲家，但从不依附张，颇得舆论赞赏。

明代的六部堂官，虽然并不由首辅来选，但在当时情势下，张居正在其中多有策划是无疑的。

这样一套班子，可谓声威赫赫，基本可以服众。

此次清洗，力度之大，远超过严嵩、高拱刚上台时搞的清洗。有人形象地说：提人就像往上拽，贬人就像往外扔，天下能不望风披靡吗？

这次清洗，既是给未来的万历新政打下基础，也是张居正为建立自己的权力体系而使的力气。

他在《陈六事疏》中，曾经反对新官一上任就撤换官员，但他自己也未能免俗。批评的眼光，往往就只用来看别人。

这样一弄，就从此无忧了吗？不。

就在他环视海内，觉得乾坤初定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事变从天而降！

事发突然，且极其吊诡，险些毁了他一世英名。</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