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无上荣光的平台上走下来，张居正并没有骄狂不可一世。正如他在隆庆五年（1571）担任会试主考时说的那样，一流人才必须严乎内外，审于应对，既不沾沾自喜，也不汲汲于追赶风尚。

干大事，就要有干大事的头脑。从这一刻起，他每走一步，都是精心所为。有很多的事，他要一件件先厘清，厘清了脚底下的事，才能安安稳稳去廓清天下。

他最初做的一件事，是要为今后准备做的事正名。

张居正费尽心机，夺来首辅的位子，就是准备干事的。要想干事的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孔子所说的话，最有实用性的，可能就是这句了。

在平台召见的时候，张居正于感激涕零中，也没忘申明要遵守祖制，这就是在做“正名”的工作。什么叫祖制？在当时条件下，就是一切以朱元璋说的为准。

朱老皇帝没做皇帝的时候，把人间的苦都吃遍了，为了避免儿孙再吃二遍苦，他制定了一整套国家制度，应该说，绝大部分还是有利于朱家江山永固的。但是近二百年下来，这套“洪武祖制”，几乎被他的后代扔了个精光。尤其正德、嘉靖两朝，皇帝为所欲为，宠信佞臣，把制度毁坏得相当彻底。国号虽然还叫“明”，但跟朱老皇帝的那个“明”，已是相去万里了。老皇帝那会儿，贪污六十两银子以上，就要杀头剥皮。到了嘉靖年间，但凡有个官职的，哪个不捞一笔？

张居正要扫清天下的颓靡之风，就必须革除现行的陋规。但是，历史上的覆辙有很多，假如他提出要从头创新制，全体官僚可能都要跳起来，跟他作对。他就是有天大的能耐，也免不了最终做个王安石第二。

因此，他只说是“恢复祖制”。

“恢复祖制”，听起来就没那么刺耳了，官僚集团暂时不会视他为异端。但是，只要改革一启动，就不可能不割到文武官员的肉。当官吏们群起反对时，“恢复祖制”就成为道义上最强大的挡箭牌。贪官污吏的那些道理，是拿不到桌面上来的，所以无法在道义上压倒他。

这就是抬出朱老皇帝的妙处。

名既已正，其余的事，便可一步步来。张居正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处理好他自己与皇帝的关系。

他决心要好好培养小皇帝，在培养的过程中，要让小皇帝完全信服，不知不觉把绝大部分的皇权，让渡给他张居正。要改革，仅有相权的话，是远远不够用的。若想压服百官，你必须百分之百地代表皇帝。

有明一代，皇权与相权明里暗里，一直在互相制约和争斗，甚至有许多言官，就是靠这种争斗来吃饭的。皇帝、内阁两大权力中心的中间地带，就是他们最喜欢的飞短流长地带。

张居正不想把自己的才智，全部投入与皇帝斗智上。因此，他在平台召见时，向小皇帝提出的一个要求，就是“宫府一体”。什么是一体？这个话不好说得太直白了，其实就是，你得听我的！

万历年间的沈德符说：柄国者，如果不假手宫内，怎么能久擅大权？他说的就是首辅必须借助宫内力量，来强化自己的权力。

张居正不知思考了多少个晚上，对当下这情势，他看得透彻，也想得彻底。他看准了，这是个好时机——趁着主少国疑，内廷心虚，正好把皇帝的权力，全部拿过来。

上天也非常照顾他，让他摊上了个娃娃皇帝。娃娃哪里能做皇帝？自然要由首辅来担任“帝师”。这个老师，既是老师，又绝非仅仅是个老师。张居正想的是，在担任老师的过程中，君臣之间的权力转移，就可以在教学中不知不觉完成了。

无非是一个人讲课另一个人听嘛，小皇帝本人，不会觉得有什么怪异。反而会以为，自己是遇到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忠臣。

派系政争，掩盖了问题的实质。隆庆临终前担心的事，终究要发生。主少，皇权势必要被相权完全遮蔽。可是，冯保和李贵妃，都看不到这一点。在他们眼里，只要首辅这人看着顺眼就行。

当然，张居正打算这样培养小皇帝，也不尽然是为了功利目的，他抱定的想法是，这是国家的根本大计。如果小皇帝缺少教养，有人养没人教的，最后混成正德皇帝（明武宗）那个样儿，恐怕大明又将不得安宁。如果皇帝从小就被好好教导，那么他本人对于改革的努力，就不至于人去政息。

从这以后，张居正就做了大明这驾马车的独掌车夫，轻扬鞭，慢催促，一点点地教万历怎么当皇帝。

张居正对皇帝的要求，第一就是要视朝，要去开朝会，也就是“有事启奏，无事退朝”的那种碰头会。

在过去，明朝的皇帝不上朝，不见群臣，几乎成了遗传病，不开碰头会久矣。君与臣隔得远，小人使诡计，就很容易游走于其间，到最后，搞出来一个谗言生态圈。可以说，后来大明的亡，也就亡在这个病根上。

道理很简单，皇帝不能只混在宦官圈里，要常和大臣接触，这样对于外廷情况如何，才能有所了解，才不至于造成宦官势力外溢，借助皇权压倒外廷。外廷的大臣不受气了，才会神清气爽，有心情替皇帝管好天下。

君臣若想常见面，没什么别的更好的途径，只要坚持早朝制度就好。

明代上朝的时间很早，是在每天的天亮之前。皇帝和大臣都要起五更爬半夜的，极为辛苦。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一开篇，就活龙活现地描述了上早朝的情形，确实辛苦，甚至比庄户人家起得还早。正德和嘉靖这两位皇帝，就是因为吃不了披星戴月上班的苦，才闹怠工的，遗传到隆庆也这样。

张居正对这个事的纠正，没有硬来，而是做了折中。他说，皇帝是小孩子，就不必天天上早朝了，每一旬，只需三、六、九日上朝，其余日子，可以睡懒觉。

万历没费什么踌躇，就同意了。小皇帝此时虽年幼，却是冰雪聪明，知道这是坚持朱老皇帝作风的基本要求。从平台召见的第二天起，一下子就坚持了十五年。霜打三六九，他要来；雨淋三六九，他也来。这样，就使得外廷和皇帝，始终保持了一个沟通机会。对方有什么想法，我全知道。宦官夹在当中，也就别想再做滥权的梦。宦官的作用，在万历初年，就这么被大大削弱了。

万历皇帝开始视朝了！这在当时，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大事。明代正德、嘉靖、隆庆接连三朝，竟没有一个皇帝是正经上班的。现在，万历初年，可算有个有模有样的皇帝了。虽然刚刚脱了开裆裤，小皇帝对各种奏疏，都看得很仔细，有前后矛盾的，有格式不统一的，都能看出来，并亲自予以批驳。

他亲笔拟的批复，文字上有理有据，温文尔雅。不像他的一些老祖宗，动不动批个“拖出去着狗吃了”“先打了再问”之类的流氓语言。

万历处理事务，也颇近情理。有这样几件事，能看出他的分寸感来。隆庆先帝的遗孀恭妃，惦记着娘家人在外面吃苦受累，就派人把宫中的一个金壶，偷偷送到娘家去。结果事机不密，被守门太监发现了，当即举报。此事一出，宫内哗然，有人等着看热闹。小万历看了奏折，想了想批道：“她家贫，赐给她一百金。先帝赐她的器具，则不能拿出去。”就这么，既处理了，又恩赏了，两边的面子都给了。

有一天，文华殿角门的础柱上，突然现出“天下太平”四个字，擦都擦不掉。不用问，是人写上去的嘛，不是宫女就是太监干的。内阁却认为是祥瑞，是老天爷写的，请万历去看。万历去看了看，一脸不高兴：“假的！”专门奉承主子的下人，想点儿别的什么词儿，也许我还能信——智力比他爷爷不知高了多少倍！

就连当时的朝鲜使臣，也在传回国内的情报里，告诉他们的皇上：“天朝民情，甚为欣悦，都认为新皇帝年虽幼冲，但绝非隆庆可比。”

小皇帝有励精图治的苗头，张居正就抓紧了教育。万历对他，也是事事依赖，开口闭口“元辅张先生”，好一对儿融洽的师生！

新帝即位这一年的年底，时近年关的时候，张居正在给小皇帝讲课后，趁机提出：服丧还没期满，春节吉日，还是免了宴会为好。此外，宫里的元宵灯会也别办了。

万历点头称是：“烟火这事，昨天我就发了话，不要办了。”

张居正又训导说：“这不光是尽孝道，也是节省财用，此乃皇帝的美德。”

结果新一年的春节宴会停办，节约了七百余两银。

到了下一年，万历毕竟是个孩童，实在是想看灯会，就试探道：“元夕鳌山烟火，是不是祖制啊？”

张居正知道他的鬼心眼，便正色道：“嘉靖中偶然有，但那是为了敬神，不是为了娱乐。隆庆以来，年年举办，靡费无益。现在咱们行新政，应当节省。”

冯保在一旁，见小皇帝心切，就提议说：“等以后手头不紧了，偶尔办一次，也无妨。”

万历很高兴，接着话头说：“那就办一次吧。”

张居正坚决不让步：“搞一次，就要十万金！天下民力枯竭，户部计无所出，还是省省吧。”

万历听了，眨巴眨巴眼，马上心回意转：“是了，朕深知民穷，如先生所言。”

——读史至此，我真是良久无语。这个小皇帝，还只是个十一岁的小孩子呀！

万历的素质，强过乃祖乃父，张居正对此很自信，认为孺子可教，所以要教育他好好读书。

本来，大明祖制中，就包含有皇帝的培训方式，分为两种——经筵和日讲。经筵是短训班，分春秋两季各三个月，每旬逢二的日子开讲。场面比较隆重，是由勋臣和大学士主持，六部九卿、翰林掌院学士、国子监祭酒等人，分别担任主讲，科道一般官员也来陪读。讲完了课，大伙还可享用一顿丰盛的宴席（有规定吃不完要打包回家），故而叫作“经筵”。

日讲是常课，随时举行。由大学士和讲读官主讲，君臣间可以讨论，实际上成了小型碰头会。

到明武宗的时候，这些全都被废弃，结果一连三位皇帝都懒得读书。张居正现在，决心要把这恶习扭转过来。他定了一个课程表“日讲仪注”，规定小皇帝除了上朝之外，其余每天上午，都要来听课，除非大寒大暑或刮风下雨，全年一天也不能停。

而且说干就干，小皇帝即位当年八月，就先开日讲。到第二年，也就是万历元年（1573）新春，正式开经筵。

第一次上日讲课时，张居正为上好课，备课一月有余。开讲那天，提前半个时辰到课堂，把教学用具安置妥当。

学习的滋味很不错，天天有收获。万历二年（1574）三月，小皇帝踌躇满志，亲手写下“学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经之法”十二个字的条幅，悬挂在文华殿的正中，用以明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