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7月，《局外人》出版了，虽然处于战乱之中，也立即在巴黎文坛引起了震动。不少评论家如萨特都撰文赞赏，于是年仅29岁的加缪一跃成为文坛新星。
这年底他还出版了哲学性质的散文集《西西弗斯神话》，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它所代表的哲学思想被用“荒诞”一词来形容，称为荒诞哲学，这是基于加缪所在的那个时代而言的，如果我们考虑到那个时代的特点：战祸连绵，纳粹横行，民不聊生，确实可以称得上“荒诞”二字。
1943年初，加缪到了巴黎，在伽利马出版社工作，并认识了萨特，他们被并称为存在主义在法国的两大代表，不过萨特偏重于哲学，加缪则偏重于文学。初见之时，两人相谈甚欢，但不久两人的思想分歧就显露出来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彼此合作，他们都是法国地下抵抗运动的一员，都在用笔杆子与纳粹战斗。
1944年，在朋友介绍下，加缪进入了当时巴黎地下抵抗运动的重要喉舌之一《战斗报》并成为重要一员。
这年7月的一天，《战斗报》一位女编辑被盖世太保抓住了，得到这个消息后，加缪带着几个可能受牵连的朋友逃离了巴黎，在外面隐藏起来。
但不久，戴高乐将军率领的法军雄赳赳气昂昂地开入了巴黎，巴黎解放了。《战斗报》也立即公开出版发行，第一天的头版头条中就有加缪撰写的社论《战斗在继续》，号召法国人民继续战斗，解放整个法兰西，还要更进一步，建立一个新的自由的法兰西共和国。
这时候的《战斗报》已经成了一份日报与大报，加缪是主编。他想将《战斗报》办成一份高水平的、与以前的旧报纸完全不同的新报纸，例如它将不再依赖投资者，不用投合他们的胃口，也不要那些赚钱的广告，它要提供高质量的新闻和高水平的社论以赢得读者们的青睐。
1945年4月，加缪回到了阔别经年的阿尔及利亚，去探望他的老母亲和老朋友们，他见到了战时一直隐居在阿尔及利亚的纪德，由于纪德在战争时期没有鲜明的立场，遭到攻击，但加缪起来声援纪德，说他年事已高，不参加抵抗运动是可以理解的。
不久，加缪被法国政府授予抵抗运动勋章，这是对那些参加过抵抗法西斯占领军的战士的最高奖赏，是一项巨大的荣誉，就是萨特也没有得到过。
这年5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结束了，德国法西斯被彻底击败。但加缪胜利的喜悦没有持续几天，就从阿尔及利亚的塞提夫传来消息，那里要求独立、反对殖民统治的阿尔及利亚人与法国军队发生了激烈冲突，许多阿尔及利亚人被杀。这立即激起了他作为记者的责任感，他前往塞提夫进行了详细调查，写出了八篇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道明白了阿尔及利亚人要求独立，不愿意再当二等法国人的心声。
这年9月，已经年过三十的加缪终于有了孩子，而且一生就是两个—— 一对龙凤双胞胎。
不久，他的剧本《卡里古拉》在巴黎首演，获得极大成功，连演两百多场。这时候，他在伽利马出版社的地位已经很高了，可以说是半个老板，他还在这里主编了一套《希望》丛书，出版什么样的书、怎样出完全由加缪决定。
1946年3月，已经功成名就的加缪在法国政府的策划下，作为政府的文化代表出访美国。
到达美国后，加缪举行了一系列巡回演讲，讲演地包括哈佛、哥伦比亚等著名高等学府。3月28日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中，加缪讲的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人类的危机，特别是他这一代人面临的精神危机。
他的这些演讲获得了很大成功，因为加缪乃是一个出色的雄辩家，思想敏锐、才智超群。不过当记者们问他关于存在主义的问题时，他坚决否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也坚决否认通过什么主义来戴意识形态的帽子，认为这样的话会什么问题也讲不清楚。
回到法国后，他躲到了乡下，埋首创作他的第一部长篇《鼠疫》。这部作品他已经写了许久，但一直没有完成。到9月他回到巴黎时已经完成初稿了。
《鼠疫》出版后，大获成功，后来被翻译成20余种外文出版，其中包括中文，郭宏安教授的译文非常出色。《鼠疫》描述的是一场假想的鼠疫。在阿尔及利亚第二城市奥兰突然爆发了鼠疫，整个城市被封锁，描写了面对这场可怕的灾难时人们的各种反应与态度，全书读起来有些阴暗压抑，但却不难从中看到希望之星光。
但与此同时，由于《战斗报》内容过于严肃，基本上还与战争时期没有太大的区别，在越来越讲究可读性与娱乐性的和平时代显得不合潮流，致使发行量不断下降。面对这种情况，加缪这个主编自然要负起责任来，于是他只能选择离开。
1949年，加缪进行了一次南美之行。他到了南美各国，包括巴西、智利、阿根廷等，到处发表讲演。这时候的加缪虽然仅仅30余岁，但已经是举世闻名的大作家了，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
第二年加缪做的第一件事是去疗养，他的肺结核又发作了，他到了一个叫卡布里的地方，这里风光优美，气候干燥，很适合肺结核患者，现在他的收入也容许他找一个合适的地方进行比较长时间的疗养了。次年他再次到了卡布里，一边疗养一边写作，不久完成了5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动笔的《反抗者》。
为此，萨特发表了《致加缪书》，回击加缪的批评，甚至替苏联的集中营辩解，认为是资产阶级分子在小题大做、幸灾乐祸。这样的争论之后，他们的友谊便中断了。
以后社会历史的发展表明加缪是正确的，然而在当时，苏联作为正在迅速崛起成世界第二个超级大国的社会主义强国、作为战胜法西斯德国的主力，在大多数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地位如日中天，而马克思主义也是知识分子们最热烈信奉的主义之一。在这种大势下，加缪却站出来说反话，简直是自讨没趣。因此在这场争论中他至少表面上是失败了，因为支持他的人没几个，而加缪又是那种凡事极其认真的人，这令得他更加痛苦。
1953年初，他从阿尔及利亚回到巴黎，他将注意力放到了戏剧上，成为在法国昂热举行的戏剧节的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