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欣愉在行里见过一位客人，她在上海的时候就听说过他的大名，开过厂，办过报，还曾经在跑马厅附近盖过一栋楼。但就是这样一个颇有身家的人，经过几年战争的劫掠，再加上换中储券和大通胀，此时搬到香港，把一生的积蓄换成港币，只剩下了几千块钱。

“真的就是这点了吗”四十几岁的人怔怔地问，像是难以置信。

到了八月份，法币无以为继，国民政府再次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并且强制民间的黄金、白银、外币也都必须上缴兑换。

钟欣愉在银行里拿到这种新发行的钞票，青蓝色团花，一侧有蒋总统的头像，面额一百万元，似乎已经预示着它不可能存在很久。

也是在那个月，她写信给沈有琪，问有没有打算搬到香港来住

这几年来港的巨商富贾不少，名家也多，林翼的书画生意做得很好，她已经有余力可以帮忙他们在此地安家。但有琪却婉拒了，原因不曾细说。到底是为什么，钟欣愉只有隐约的猜想。

转眼，便到了 1949。各种传言沸反盈天，今天说某某行遣散了员工，明天说某某公司倒闭，把开在香港的办事处裁撤了。

更有行员早晨走进办公室，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说上班路上有人跟踪。

有些年资的同僚自然想到 1941 年的事情，一时间人心惶惶。后来干脆有人去找郑经理，要求行里赶紧发遣散费，好让大家早寻出路。

那段时间，郑经理几乎每天都在劝，劝这个安心，劝那个再看一阵，说形势总归会稳定下来，他们得坚守岗位，保护行产。

但还是有不少人辞职离开，临走前跟钟欣愉打招呼，还觉得奇怪，说：“林太你怎么不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