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当然以最快的速度传入慈禧耳中，端郡王的嫡妃，满人叫做福晋的，就是慈禧的侄女。这个消息令慈禧心中燃起对洋人痛恨的怒火。在这之前，洋人的一些举动已经让慈禧从不安升格到仇恨：洋人们迫使慈禧答应让他们选定的洋大夫为光绪诊断病情，而那个叫多德福的法国医生竟然宣布光绪根本就没病！李鸿章在接受两广总督的任命离京前，英国公使窦纳乐又威胁性地指出，他们只承认光绪皇帝的政权！在这之后不久，总理衙门（相当于后世的外交部）呈来了各国公使的联名照会：假如光绪皇帝在基本没病的情况下不幸去世，将在西方各国之间产生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后果。

照会是非常正式、严肃的外交文件，不是市井传闻。这表明西方各国已经插手中国的帝位传承了！

如果时间往前推一百年，大清帝国一定会怒不可遏。接下来，如果洋人不作出正式的道歉，战争将无可避免。一百年前，大清帝国的皇帝和大臣们还坚信中华是世界的中心，除却中华文明照耀的土地，生活的都是蛮夷们。当英国使臣第一次谒见乾隆皇帝时，大清朝就礼仪问题拒不让步。但现在不行了，一百年来的数次对外战争，彻底打掉了天朝上国的骄傲。圆明园被焚毁了，香港九龙以及后来的台湾琉球都被割让走了，臣服了中华数百年的朝鲜都脱离了大清朝的控制，成为了日本实际控制下的领土……大清帝国的皇帝与大臣们痛苦地发现，但凡敢上门挑衅的国家，大清朝一个也惹不起了！

这份外交照会，给了慈禧迎头一棒！

这还不够！慈禧已经接到情报，说流亡海外的康有为已经向全世界发出急电，号召各地的华侨起来反对慈禧，如果不将权力归还皇帝，国内将会产生民变！

这个消息对慈禧的打击超过了列强的干预。从慈禧的内心讲，她对于内部稳定的关注超过了外来的干涉。

祸患就起于本日，慈禧决定利用内部的力量对抗危局了。

第四节 起因

庚子年前后朝廷发生的变故，注定为这个腐朽的帝国乃至后世带来深刻的影响。但这一切都起因于两年前的戊戌事变，事变的主人公之一是广东人康有为。在盛唐时期曾是被贬官员流放地的岭南，在千年后却成为开风气之先的地方，研究中国现代史的人总会格外注意到，自同光至清亡，载于史籍的广东人极多。

康有为生于咸丰五年（1855年），康家自他往上，好几代都是读书人。康有为的家教和他的授业老师朱九江传授给他的知识，不仅预备他能应考求取功名外，特别注重中国政治制度的沿革和所谓经世致用之学。康有为不懂任何的外国文字，在他被朝廷通缉前也没有出过国。但他去过上海、香港，看到洋人行政的整齐规范有秩序，受到很大刺激。他觉得这种优美的行政制度必有思想和文化的背景的源泉。可惜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系统介绍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书籍，他所看到的不过是江南制造局和教会所翻译的初级程度的天文、地理、格致、医药、兵法一类的书籍，但康有为极聪明，善于举一反三，因小而知大，在他的学术中别开一境界。

李鸿章苦心经营的洋务运动经甲午一战，彻底宣告失败。梁启超批评李鸿章说，“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政，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正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唯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梁启超的批评可谓中肯之极，直至今日，读起来仍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已经宣告失败，再提出做政治上的革新一定会遭到反对。甲午之后，康有为觉得时机到了，李鸿章不敢提出的政治革新主张，康有为要提倡，这就是所谓的变法运动。

变法是在不改变执政者的前提下改变其政治制度。中国自秦汉以来，搞变法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王莽，另一个是王安石。王莽尤其成为千古罪人，政治小丑。就算是人品高洁的王安石，在其后世的主流评价也不高。所以，没有人敢谈变法，更没有人敢变法。康有为深知，不从思想上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可能实施变法。所以他写了一篇《孔子改制考》，鼓吹中国士大夫的精神支柱孔夫子是改革家，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改革法制，《春秋》的真义在《公羊传》里可以看出来，《公羊传》里讲“通三统”那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法制并无延袭，各代都是因时制宜。《公羊传》里又讲“张三世”，那就是说，以专制政体对乱世，以立宪政体对升平之世，以共和政体对太平之世。

康有为确实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孔子是中国人的思想中心，抓住了孔子，思想之战就成功了。皇帝是中国的政治中心，说服皇帝，才能实施政治上的变革。所以康有为一再上书光绪皇帝，大讲救国之道。而光绪因战败深受刺激，很想努力救国。所以他信任了康有为，并且在他可怜的权力范围内任用康有为及其同党林旭、谭嗣同等人，从当年的四月起搞了个百日维新。

康有为没有意识到，他所依赖的皇帝其实是个傀儡。他也没有意识到，任何一项改革都需要深厚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自己依赖的力量，经济上的，政治上的，更重要的是军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