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王士禛是河南新城人士，六年前中的进士，如今在御史台做一名普通的御史。或许是出身的关系，他自然要为河南老乡争取一些利益，这也是人之常情。

大明原本文科的科举都有南北分榜，不用跟南方教育发达地区卷同一份名额，现在没有分榜了，他们就很怀念当初朱元章的法度。

朱慈煜原本没怎么深想这个问题，就直接问顾炎武，该当如何应对、目前的制度设计，究竟原理如何、是否合理。

顾炎武深吸了一口气，坚定地回答：“陛下，臣以为，王士禛所言，对太祖当年南北分榜的本意，大有误解！太祖皇帝时，是曾出过南北桉，但当时分榜以安人心，并没有错。

只因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一篇文章好坏优劣，难以有公论。就算当时的主考都觉得取在前数十名的文章，确实优秀，也难以排除这数十篇文章的立意、政见与当时的执政、阅卷者暗合。而一旦某一派掌握了论政之权，释经之权，从此盘根错节形成学阀，也确实难以避免。

故而太祖之分南北榜，不应被视为给北人以好处，只是让人可以分片取仕，各抒己见，不必拘泥于讨好一派执政之见。如果当时南人执政，北人士子于文章中、人人都不迎合其政见，执政之南人亦非取不可。

但如今新科所试内容，乃是数理，对便是对，错便是错，判卷宽严绝无舞弊余地。故而按分录取，才更示天下以公允。否则某些省百三四十分方得录取，另一些省百二十分便得录取，天下人又会如何看待？”

朱慈煜摸了摸稀疏的胡渣子，一想确实也有道理。之前文科科举，最关键的一点是只用排名次，不用打具体分数。所以南北榜各排个名次，别人也说不出不公平。

但现在是客观题，榜单上每个人考了多少，都精确到分了，一个130分的人没录取，一个110分的却录取了，确实会冲击到人的三观。

毕竟他们还是明朝人，没有穿越者，不知道后人是慢慢能理解这种各省分数线差一大截的情况的。在顾炎武眼里，能明确分数的卷子，就该公事公办，不该搞利益输送。

朱慈煜觉得双方都有点道理，一时让群臣畅所欲言，评价一下得失曲直。大家众说纷纭，一时也难以定论，朱慈煜只好宣布散朝后改日再议。

……

散朝之后，朱慈煜回到文华殿，让宦官去把他父王请来，还单独请了张煌言、顾炎武等几人，闭门议事。

自从朱慈煜南巡回京后，亲政的比例越来越高，朱树人也不想太累，就把日常朝会完全丢给儿子了，他自己长期借故不上朝。

毕竟大朝会上，面对百官，儿子就算给父亲赐座，甚至允许侧坐在陛阶以上，那还是挺别扭的。礼遇再高，不合朝廷法度，礼遇再低，又违父子孝道，既然如此，不如不上朝。

反正朱树人这个不上朝，完全不代表不参政。他只是把繁文缛节礼仪性工作完全丢开了，日常小事也完全不管了。但大是大非的大政方针，依然有人上门请教，讨论拍板。

朱慈煜也非常尊重前辈阁臣，每次请教父王时，如果同时请张煌言、史可法等人，也都会一并赐座，所有人都是坐着开闭门小会，还有宫女侍奉茶点。

大家坐定后，朱慈煜示意顾炎武把今日朝会上御史们反映的民情转述了一下，请父王拿主意。

朱树人仔细思虑了一下，也不客气：“我以为，朝政不可朝令夕改。这南京大学，虽然采用了类似科考之法录取，但毕竟不是科举。

入学之人，也不代表就能做官，还得苦学数年、毕业通过考试。就算将来能做官，朝廷培养这些人才的本意，也不止是让他们做官，还是要分出一部分去搞研究的。

既如此，自然要选出一心向学，愿意搞研究之人。这又不是朝廷在笼络人心、牢笼志士，科学研究要的是实事求是，目前之法，可以五年不改，甚至十年不改，对天下申明朝廷设置新科的本意和苦心即可。”

也就朱树人这种地位，敢于私下里当着皇帝说这种话，公然把旧式文科科举说成是一种“权力分赃”。

反正四书五经读出来的东西，对于治国没什么实际用途，只要给大家一个说法，让大家把多余的精力有个渠道宣泄耗掉，别去胡思乱想就好了。

而新学要的是实干之才，学到的东西是要实打实用的，怎么能和稀泥呢？

朱慈煜琢磨了一下，也觉得豁然开朗，果然还是要坚定立场，不能用分赃的心态搞科技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