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人当中对刘川的反应也说得过去，据队长们侧面了解，多数犯人觉得刘川虽然不爱与人交流，但该犯从不惹事，背地里从不发牢骚，不挑是非，俗话是：没那么多事吧，你不惹他他不惹你，跟一般人都能和平共处。

只有和刘川打过架的孙鹏，还有点耿耿于怀似的，公开在班务会上批评刘川没放下过去的架子，没摆正犯人的身份。具体例子都很小，比如从来不拿正眼看人啊，对同号犯人爱答不理啊，等等，没什么实质内容。

钟天水又找刘川谈了一次话，让他谈谈会见亲人的感受。刘川就一本正经地说了些感激监区领导感激的话，但钟天水摆着手不屑一听：你别说这些，就说说你见了你奶奶是怎么想的。刘川说：心里很难受。钟天水问怎么难受啊？刘川说：我奶奶从小对我抱了很多期望，管我特别严格，每一步都得按她定的路线去走，可我走到现在这步，我没脸再见她了。我不是她心里最喜欢的刘川了，我很失败，她也很失败。我对不起她，也对不起我的爸爸妈妈，我爸爸妈妈要是知道我现在这个样子，他们在地底下准会抱头大哭，准会抱头大哭……

刘川的眼窝又涌了些眼泪，他仰起脸，不让它们流下来。钟天水沉默良久，并没有像常规那样，好言相慰。此时此刻，任何好言相慰也许都没效果。一个人的痛苦、一个人的处境，别人永远无法代替。唯一能使之消磨平复的，大概只有时间。

钟天水于是结束了这次谈话，但在结束前还是提了几点要求。他说刘川，你的心情我都了解，刚刚进入监狱这种地方，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感到压抑，感到恐惧，感到紧张，对未来感到幻灭，这都是正常的。刘川，我别的先不多说，我只要求你做三件事情，第一，你得接受现实，适应现实，这个现实你迟早都要接受，都得适应，早比迟好。第二，你得向我，向你们分监区的民警，把心敞开，民警不会害你，只会帮你，你自己封闭自己，你会活得更难。第三，一个人无论到哪儿，都必须处理好人际关系，都要礼貌待人，都要能忍，更不要说在监狱这种地方了。到这儿来的人在社会上都狂惯了，内心都非常自我。所以监狱这个地方，就必须要求每个人都讲礼貌、守规矩，养成这个习惯对你没有坏处。我说的这三点你能做到吗？

三个月的入监教育马上就要结束了，犯人们马上就要各奔东西，分到其他监区或者其他监狱去。刘川的去向，原定是分到清河监狱去，清河监狱关的犯人，大多刑期较短。为这事钟天水找监狱长邓铁山和主管的副监狱长强炳林都谈过，他的意见是，把刘川留在天监，最好是留在一监区，完成为期五年的服刑改造。

邓铁山表示可以考虑，刘川在入监教育阶段虽然进过一次反省队，但后期表现尚可。对刘川这种犯人，应当“教”大于“管”，一监区对他了解比较透彻，有利于今后采取针对性强的教育方法。但副监狱长强炳林对留下刘川有些异议：因为刘川以前曾在天监工作，和许多干警都熟，按照回避的原则，似乎不适合留在天监服刑。但钟天水说服道，根据监狱局一三六号文件第七条的规定，只有亲属、同校的同学、户口所在地由同一派出所管辖街区的邻居，才在规定回避之列。刘川是公大毕业的，和咱们这儿的干警既不是同学，又不住邻里，非亲非故，应当不在明文回避之列。而且在入监教育中队三个月的改造生活中，也未发现有干警偏袒甚至徇私枉法的现象，所以留在一监区改造应该不违反原则。最后邓铁山拍板：那就留下吧，只要有利于犯人改造，这不算什么原则问题。

其实，邓铁山同意刘川留在天监，还有一个不宜明说的理由，那就是：当初让刘川取代庞建东执行放单成功脱逃的“睡眠”行动，就是由他做出的决定。当然，那次“睡眠”与刘川现在的噩梦，并无必然的因果关联，其主观上法律观念不强，个性过于冲动，才是导致他后来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主要内因。邓铁山同意让刘川留在天监，倒也并非想分担一些心理上的责任，而是希望刘川能在五年的刑期之内，有一个良好的改造环境，有利于这孩子顺利度过人生低谷，将来回到社会上还是一个心理健康的好人。

邓铁山知道，钟天水又何尝不是这个想法，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是这个“理”，不宜与外人道罢了。

入监教育结束后，刘川被留在了一监区。

尽管，他的入监教育结业考试的各项成绩都在中游，不上不下，有些项目还不及孙鹏。孙鹏的队列训练成绩还评了个八十五分，比只得了七十分的刘川高了一大截呢。但刘川还是和其他犯人一样，在入监教育结束后，考取了罪犯计分许可证。也就是说，可以按照罪犯考核办法的规定，按照每天的改造表现，积累自己的分数了。罪犯今后在狱中的一切生活待遇、享受何种处遇等级、能否得到减刑假释，都要依据分数高低，公开公平地排名决定。所以，分数对于一个服刑人员来说，要比考大学的学生还要重要，还要命运攸关！

从反省队回到入监教育中队后，刘川的处遇等级被降到了最低，在入监教育将要结束的时候，又恢复到原来的二级严管。取得计分许可证后，又从二级严管升到普管。牌子也从红色换成了白色，又从白色换成了黄色。从入监教育分监区出去的服刑人员，大部分都换上了黄色的胸牌。

孙鹏也留在了一监区，和刘川一起分到了一监区的第三分监区。孙鹏能留下来的表面原因是他的刑期偏长，实际上是因为他曾在监狱的篮球赛上露过一手。他上中学那会儿是北京少年篮球队的前锋，基本功相当扎实。其实刘川的篮球也打得不错，中学大学都是校队的投手，监狱搞球赛那阵他的心情正逢低落，所以没有报名，休息日的时候也从来不去球场。他不像孙鹏那样，自己坐了牢老婆要离婚孩子没人管了，可还是照旧玩儿照旧吃，而且玩嘛嘛成吃嘛嘛香。

留在天监，留在一监区，刘川并没当做是件好事。天监的干警都是熟脸，一看见他们刘川就特别别扭，就难以忘掉过去，难以忘掉自己过去是干什么的，难以忘掉过去的一切理想和荣耀。

刘川最不愿意的，是分到三中队，因为庞建东就是三中队的。

刘川最不愿见到的人，第一是小珂，第二就是庞建东了。幸好庞建东不是刘川的责任民警。按照钟天水私下的建议，刘川的责任民警由分监区长冯瑞龙亲自担任。冯瑞龙快四十的人了，和刘川过去同事时就不是一辈，这让刘川心里多少好受一些。

刘川分到第三分监区后，冯瑞龙也对他一直不错。后来监狱为犯人办了一个日用品超市，要抽人去超市干活儿。这种活儿犯人们都是抢着去的，几乎人人报名，后来经冯瑞龙提名，分监区研究决定，选中了刘川。也因为刘川那时候的处遇等级又升到了二级宽管，胸口和床头，也换上了蓝色胸牌，分配他去超市这种地方工作，在资格上已不构成争议。

刘川也挺高兴，因为在超市干活，那感觉就像回到了社会，就像是在社会上找到的一份自由的工作，那种感觉让人愉快轻松。可刘川一到超市才知道，超市的主管部门，就是监狱的生活卫生科，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就是生活卫生科的干部郑小珂。

如果说，刘川不愿意见到庞建东，是因为他知道庞建东一直讨厌他，那么他不愿意见到郑小珂，则是因为他知道郑小珂一直喜欢他。

在遣送大队工作时他就看出小珂喜欢他，言谈话语，行为举动，都看得出来的。让女孩喜欢向来被刘川当做一种享受，是他的一份虚荣，所以刘川在小珂面前，一直比较端着，比较注意形象，举手投足，有点装酷。他当然不愿意让小珂整天看见他现在这副倒霉的模样。

超市就设在犯人伙房旁边的一个大房间里，刘川在那房间的玻璃隔断上看到自己的影子，自己都吓了自己一跳——光光的脑袋，尖尖的下巴，两眼跟灯似的，早已不是能让女孩追逐的那种形象。而且，奶奶现在就住着小珂家的房子，他在里面无论犯了什么违纪的事情，小珂都能回去向奶奶学舌。

到超市干活的头几天里，主要是帮着卸货拉货，帮着建立账目，再把入完账的货品，分门别类摆到货架上。超市正式开张那天监狱领导都来了，各监区还派了些犯人代表，参加开业典礼并成为超市的第一批顾客。邓监狱长还给大家讲了话，给超市命名为“阳光超市”，在参观超市时见到刘川，还问刘川身体怎么样，适应不适应之类的。刘川以前当民警时一见邓监心里就慌，更别说现在了，他慌得只叫了一声邓监，其他什么都忘了回答。

副监狱长强炳林也和刘川说了话，虽然只是一般事务性的嘱咐，但口吻相当亲切：“你收账啊，收账可要心细，算完账要多复核几遍。”刘川点头答应，紧张中他倒并没忘记叫全了强副监狱长的职务。他当初一分到遣送大队老同志就提醒过他，对老钟可以简称钟大，对中队长冯瑞龙可以简称冯队，连邓监狱长都可以简称邓监，唯独强副监狱长不能简称强监——不太好听！

对，超市开业后刘川就负责收账，收账并不真的收取现金，只是刷卡记账而已。犯人们手里都发了一张卡，把自己账上的钱都存在卡里，买了东西一刷就行。犯人的处遇等级不同，允许花钱的数目也就不同。最低的每月可以花四十元钱，最高的每月可以花二百六十元钱。二百六十元，那能买不少用品和零食呢。

阳光超市由社会上一家大型超市统一供货，统一结算，不需监狱方面自己联系货源。但阳光超市刚开的那几天中，小珂和生活卫生科的一位副科长还是不放心地天天盯着，一会儿价签出了错误，一会儿刷卡机又不灵了，运转初期始料不及的问题层出不穷。后来几天比较顺了，小珂也就不用盯在现场，只需一早一晚过来看看，组织每日的盘点，检查售货的账目。她经常表扬刘川，说他记账记得清楚，字也写得不错。关于他奶奶的情况，则一句不提。刘川对小珂的态度也同样中规中矩，小珂有事叫他，他必是规规矩矩地答“到”，小珂交待完事情，哪怕只是一句“你看一下表几点了”，他也必先规规矩矩地答“是”，然后再看墙上的挂钟，再向小珂报告几点了。

那一天冯瑞龙带着三中队的犯人过来买东西，自己也在这里买了一块香皂、一条毛巾、一套牙刷牙膏和一包碧浪牌洗衣粉，一共十二块四毛，买完要交现金。小珂恰巧在场，刘川便请示小珂可否允许收现。小珂说你登记下来，把现金交给李队长就好。李队长是那天在超市带犯人的值班队长。刘川于是收了钱，把那套洗漱用具装进一只小塑料袋里，交给了冯瑞龙。冯瑞龙接了那只袋子后，往刘川面前一放，说了句：“给你买的。”

刘川看着那一袋东西，傻愣着。

冯瑞龙说：“你换个好点的牙刷吧，毛巾也该换换了。挺精神的小伙子，平时打扮干净点多好。”

小珂走过来插话：“让他自己买，以后牙不刷干净就扣分呗。”

冯瑞龙说：“刘川是我们分监区经济最困难的犯人，入狱到现在家里没送一分钱来，生活必需品全是用我们分监区结余的那点钱给他买的。”他又问刘川：“你账上还有多少钱呀，不到一块钱了吧。”刘川说：“还有一块二。”冯瑞龙说：“留着吧，你也别花了。”小珂说：“以后刘川就有钱了，在超市工作是有劳动报酬的。”冯瑞龙问：“你们这儿一个月给多少？”小珂说：“监狱定的最高一个月可以发三十。”冯瑞龙说：“啊，还行。刘川这个星期已经改成一级宽管了，每个月可以花二百六了。每个月家属都能来探视了。”小珂说：“是吗。”转脸又对刘川说了句：“刘川，祝贺你啊。”

月底，老钟开车去小珂家的房子那里，把刘川的奶奶又接过来了。这次是赶了一个亲属会见的日子，刘川也是随着参加会见的犯人，整队步入会见大厅，隔了一道玻璃隔墙，用电话和奶奶面对面地交谈。

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刘川在这次会见之后，情绪竟然异常沉闷，那几天在超市值班的队长向三分监区反映，刘川不但突然变得少言寡语，而且神色恍惚，已经有两次算错账遭致购物犯人的投诉。根据这个情况，三分监区决定将刘川从超市调回，换其他表现好的犯人顶替上去。

刘川回来后，三分监区的干警都有些气愤，因为刘川是在个人计分排名很低的情况下，考虑到他罪行较轻，文化程度较高，出于鼓励和信任才把他派到超市工作的，对他本来是一种照顾，是一份荣誉，但没想到这小子如此不争气，不努力，不仅个人受到超市管教干部的批评，对分监区的集体荣誉也是一种损伤。责任民警冯瑞龙找刘川严肃地谈了一次话，要求他好好挖挖思想根源，找找改造情绪时起时落的原因。

监区长钟天水在听到情况以后，对冯瑞龙做了提醒：既然刘川是在亲属会见之后出的问题，那你们赶快去把亲属会见的录音调出来，从头到尾听一听，看看是不是他家里出了事情。

家属会见大厅里有三十部对讲电话，都有数字设施分别录音。在会见时除了对重点犯人实行现场监听外，一般都是事后再由各监区决定是否再听录音。三分监区根据监区长的意见，把刘川和他奶奶的会见录音调了出来，发现问题果然出在这里。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刘川的家里、刘川的奶奶，都没出什么大事，而是祖孙两人的对话当中，涉及到了不利于刘川改造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