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则，这二人互相钳制，互相帮助，互相监督。
蒋琬老成持重，为名义上的首辅。
费祎外事精通，为名义上的次辅。
而且，这二人的民政军政，看似青红皂白，实则互相纠结在一起，谁也不能单独做主，谁也不能脱离了谁。
“让他们……咬去吧。”
刘禅很为自己的手段高明而激动，开心。
为此，他多喝了两杯，之后，便有口谕传递给蒋琬费祎说，从此君王不早朝。
与其说这是皇帝对蒋琬费祎一众人等的器重，不如说更像是一种甩锅之举。
于是，蒋琬就做了一个不是“丞相”的“丞相”。
杨仪已经连续请假好久了。
自从诸葛丞相灵柩去了汉中之后，杨仪只上了一次朝会，然后，就再也没有上朝。
他甚至也没有在任何人前露过面，一直将自己锁在杨府的小书房里，整天怼天怼地怼空气，将所有人都骂了个底儿朝天。
但有一件事情，杨仪一直在坚持——他连续三次委托人递上奏章，要求将叛贼魏延“夷三族”。
这些奏章，毫无例外地，全部被皇帝“留中不发”。
蜀汉现在有两件大事情，悬而未决：
一是诸葛亮的后事。
二是魏延的后事。
其实，作为帝国，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蜀汉自然还有许多政务需要处理的，但最紧急的，莫过于此。
诸葛亮的葬礼已经完毕，刘禅对李邈的“斩立决”之后，大家都以为皇帝刘禅对一代权臣诸葛亮的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了，已经可以“盖棺论定”了。
但是，此后的皇帝刘禅的态度，却再次摇摆起来，让人捉摸不透。
李邈在诸葛亮灵堂前开始对其“清算”，被皇帝刘禅干脆利索地杀了，刘禅的这一举动如同一记闷棍狠狠敲打在益州土著们的脑门子上，痛彻心扉。
而且刘禅一点余地都没有留。
李邈的被诛，甚至都没有经过刑部的审理。
也就是说，诛杀李邈，连正规的司法程序，都没有走。
刘禅杀死益州土著势力的代表，等于皇帝刘禅在后诸葛亮时代的第一次发声，连给益州土著们一个招呼都没有打！
这就是皇帝刘禅的态度。
这个态度里可以透露出许多信息，其中可以看出刘禅对于权臣诸葛亮的态度，也可以看出刘禅对于益州帮的态度。
但是，就在益州帮近乎绝望的时候，事情却有出现了转机——群臣请求给诸葛亮上“谥号”一事，却一直没有批准。
也被“六中不发”了。
这，是几个意思？
谥号，有褒谥，也有贬谥，当然了，也有中谥，亦称平谥，是朝廷对于去世后的大臣（也包括皇帝）这一生的“盖棺定论”，是肯定，或是否定，都该在第一时间内公开表明态度的。
人们常说的所谓的“盖棺定论”，其实，谥号，才是最明显的表达方式。
历史上，得到恶谥的并不鲜见，比如我们熟知的商纣王的“纣”，隋炀帝的“炀”，周幽王的“幽”，这些都是恶谥。
而商汤的“汤”，文王的“文”，武王的“武”，文帝的“文”，景皇帝的“景”等，这些，都是褒谥。
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这些话，毕竟是他自己说自己的，你可以当做是一个人对自己精神信仰的表达，也可以当做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做不得主。
他死后，自然该有谥号赠与，这时候，才是皇帝对其“盖棺定论”最明显的态度表达。
但任由蒋琬费祎他们多次向皇帝上奏，提及此事，却一再被皇帝“留中不发”——这又是几个意思？
还有，关于为诸葛亮立“庙”的事情，也一直波诡云谲，让人雾里看花，难知就里。
诸葛亮在世之时，南中地区某些地方的人们就已经为他修建了“生祠”，予以祝祷，这是一个人在民间德高望重的表现。
而现在，诸葛亮已经去世了，蜀中很多地方的人民都强烈要求给诸葛亮修建庙宇，供百姓们祭祀，但这样的奏章，也同样被皇帝陛下“留中不发”。
这就有点不同寻常了。
关于诸葛亮的事情，与蜀中的稳定有莫大干系。
因为后诸葛亮时期的蜀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政治势力的重新瓜分布局，是荆州帮与益州帮最后的角逐斗力。
给诸葛亮一个明明白白的“盖棺论定”，与此息息相关。
并且，诸葛亮的“盖棺论定”，对于早已经被诸葛亮安排好的蒋琬费祎等人维持的这个政坛格局，也至关重要。
如果皇帝陛下对诸葛亮进行清算，则蒋琬费祎姜维等人组成的这个全新的格局，就有可能被推倒重来。
所以，对于此一格局之外的势力而言，至关重要！
益州帮的崛起，在此一举。
谥号不给，庙宇不建，这种特殊的政治气息，早已经被有心人捕捉到了。
但前面，刘禅却眼睛也不眨的将李邈杀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刘禅皇帝在蜀汉政坛的第一次正式亮相，就将政坛所有人都给整得晕头转向。
益州土著们也在自我反思：“由目前的情况看，皇帝本人对于权臣诸葛亮并不是一味地肯定，那为什么李邈会被毫不犹豫地杀掉？”
“仔细想来，也许咱们的态度过于激烈了些，不该那么急迫地逼迫皇帝表态。该死的李邈，将一个很好的剧本给演砸了——他过于咄咄逼人的态势，显然将皇帝逼急眼了。”
“该死的李邈。”
这样想，也就释然了。
益州帮们，由此而淡化了些许鱼死网破的冲动激情。
再说对待魏延谋反事件的处理。
按照杨仪的说法，魏延谋反证据确凿，人头都已经被拿回来了，无论如何，其家族都该被清算。
但现在，杨仪等人的奏章一再被皇帝“留中不发”，却很是让人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