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刑部尚书萧大亨不听那一套，写好了“爰书”（案情报告），仍然想牵连郭正域。刑部郎中王述古，愤而将他写的稿子扔在地上，以示抗议。萧大亨受到触动，才断了诬陷的念头。

郭正域这下总算逃出生天，平安回家去了。

此次脱难，虽属万幸，但可惜他从此一生不得施展。史称他博览典籍，勇于任事，有经邦大略，廉洁自守，故而众望所归，实是有宰相之才的。

此前，他曾出任南京国子监祭酒。那时，辽东总兵李成梁的孙子已任都督，挂职在校学习。一次，李都督因与魏国公的女儿成婚，骑马路过文庙，没有按规矩下马步行。国子监的学录（训导官、从九品）李维抓住李公子后，用竹板打屁股。李氏的家仆数十人，随后冲进门来闹事，魏国公本人也赶到现场。面对压力，郭正域凛然道：“即使当今天子，着戎装过太庙，也要下马拜先圣！何况你一个臣子，怎敢走马太庙门外？再说，公侯子弟一入学，也就是个普通的国子生，所以李学录打的是学生，而非都督。”对方不敢对抗，只好认错了事。

郭正域在和唐文献担任太子讲读时，每次讲完课，太子身边的太监都要出来作揖相送，但两人绝不和他们说一句话。

郭正域的这种胆识与才干，自有人赏识。吏部尚书孙丕扬，就曾以“天下三大贤”之名，将他与吕坤、沈鲤一起向万历推荐。

这次罢职后，他没能复起，家居十年而卒。死后四年，已当上了泰昌皇帝的太子常洛不忘恩师，追赠他为礼部尚书，后又在遗诏中追赠他为太子少保，算是死后荣光了。

沈一贯这次的阴谋，除了受到皇帝及太子的干预外，也因遭到了蒙冤者的顽强抵制而失败。诬陷他人，以求脱身，这是沈一贯事前为那些无辜者设计好的求生通道，但他没有想到，强权与良心，谁为卵，谁为石，在这个案子里，竟然完全颠倒了过来。

匹夫虽贱，志却不可辱！

那些被酷刑百般折磨的人，大多是闲杂人等、仆佣村妇，甚至还有案犯未成年的家属，多为目不识丁之人，但他们坚持不肯诬指无辜官员。

那个枉死的达观和尚，本是个喜好游走权贵之门的名利之徒，有几次还被郭正域严词斥责过，但他宁愿被拷打至死，也不肯冤枉郭侍郎。

锦衣卫指挥周嘉庆蒙冤时，他的父亲、妻子、子女，全部被逮入狱，所有刑罚，无不尝遍，但就是不肯诬陷自己的亲人。

明代锦衣卫的监狱，名为诏狱，属镇抚司管，比刑部的监狱严酷不知多少倍。里面有刑具十八种，每入一犯，必用全套刑具伺候。其行刑室建在地下，墙壁厚数尺，即使受刑人高声惨叫，外面也听不到声息。

若干年后，周嘉庆的儿子也当上了锦衣卫都督，追思往事，不胜感慨。他曾多次对《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提到，当年与弟、妹们一起受的刑罚，残酷之极，至今抚胸，还有痛意。

事已至此，郭正域是扳不倒了，但妖书案却是有“务获元凶”的严旨在上，是一定要破的。锦衣卫与东厂，被这案子压得苦恼不堪。一天，忽然有人向锦衣卫的值班室，投了一份匿名帖，里面写了几句没头没脑的话，其中一句是“妖书已有人（承认是自己写的）”，还提到了“郑福成”。校尉们见了，知道有人恶作剧，既恼火又无奈，只好不管三七二十一，到处抓嫌疑分子。

十一月二十一日晚，根据线索，终于抓到一个可疑人物。这人招供，他的哥哥皦（jiǎo）生光，有重大作案嫌疑。这个皦生光，早先是顺天府的秀才，史称他素行狡诈，往往敲诈人财，不齿于士林，是个无赖文人。

京城曾有一位缙绅，想讨好权贵，欲求得一副玉杯作为寿礼，偶然向皦生光咨询了一下。不出三日，这位皦秀才就拿了一双玉杯来，要卖给缙绅，说：“杯子是出自中官（太监）家，可值百两银，但只要你五十两。”缙绅见这买卖占便宜，便欣然买下。

又过了数日，忽有东厂校尉绑了两个人，鼓噪而来，敲门甚急。缙绅视之，见被绑的人居然是皦生光与一个太监。皦生光愁眉苦脸道：“那副杯子，本是大内物品，是这位公公窃出来的，现在事发瞒不住了，唯有速还原物，大家才可保无事。”缙绅大窘，因为杯子已经送人，哪里还拿得回来？没办法，只好求计于皦生光。

皦生光故作面有难色，沉吟良久才说：“那只有使钱了！要送给某中官若干、某衙门若干，这样，也许可以弥缝。”缙绅不得已，只好按这主意办，共费去差不多一千两银。到后来，才知道是姓皦的这个混账使的计，但也无可奈何。

万历二十七年（1599），曾有一位刻书富商包继志，仰慕皦生光的才学，请他代编一部名人诗集，然后由自己充当主编，也想过一把文人瘾。

这位包老板，胸无点墨，不知转了哪根筋，要出这无用的骚名。结果皦生光看好他是个草包，先就起了敲诈之意。他在编辑好的诗集中，羼入自己作的诗一首，内有“郑主乘黄屋”一句。

那包老板晓得什么，总道是字字珠玑，当即付印。待到诗集出版，皦生光把自己的原稿索回烧掉，然后叫自己的好友，去向包老板敲诈，说这诗集中有悖逆语——你看，这“黄屋”二字，不是天子居所吗？这“郑主”二字，不是说郑贵妃和皇三子常洵吗？你这是要拥立常洵做皇帝，狗胆包天了，若向官府告发，管教你家破人亡！

包老板到此时，才明白被这个混账愚弄了。想硬扛吧，诗集上有自己的大名，真的见了官，哪里能说得清？只好自认晦气，出钱了结。

皦生光随后，又写了封信，给郑贵妃的兄弟郑国泰，与诗集一并附上，信里说了些恫吓的话。郑国泰已是风口浪尖上人物，此刻万万不敢惹这个麻烦，只得自认倒霉，愿输财了事。这样，无赖混混儿皦秀才，就靠一个想法，赚得两大笔银子。

妖书案一出，郑国泰立刻想起了这件窝囊事，怀疑是皦生光又在搞鬼，立刻向东厂提供了线索。

这皦生光，也是贪心不足，才惹上了塌天大祸。就在妖书案第二次爆发的这年（万历三十一年），他故伎重演，又诈得举人苗自成三百两银。那苗自成是个在省级三年一次的乡试上中了举的，腹中有些墨水，不似包老板那样窝囊，他将事情告诉了自己的老师。他的老师田大有，学历不如他，是个生员（考入府、州、县学的秀才），但很有主意，立即就向提学御史举报。最终，皦生光这个骗子的秀才功名被革去，罚往大同当差。

皦生光如果就此认栽，洗心革面，事也就到此为止了。但他舍不得灯红酒绿，悄悄潜回京师，住在双塔寺，不时出来逍遥。也是活该他倒霉，恰好遇见妖书案起，一头就栽到了锦衣卫的罗网里。

一开始，锦衣卫的手头上，并无皦生光涉及妖书案的实证，只知道皦生光喜好舞文弄墨，品行又不端，外界传为“妖人”，便如获至宝，管不得那许多了，抓来就是。

锦衣卫开出驾帖（逮捕证），到刑科批了，立时就把皦生光和儿子，连带一妻一妾，逮入了诏狱。在他家，还搜出来一批诗文手稿，正好可作物证。

人犯入狱，自是一番拷掠，名为“杀威棒”。皦生光受刑之下，虽坚不承认与妖书案有涉，但对自己的敲诈行为，还是有供认。

锦衣卫掌卫都督王之祯，推敲了一下案情，认为差不太多，估计可以交差了，便上奏说：看皦犯的亲笔供词，有“侯之门，仁义存”几个字，与妖书笔迹酷似，文风也相类，可请三法司与厂、卫会审。

万历急于破案，不然眼看京城要乱套了，于是很快就批下，让厂卫与九卿、科道同审，以示郑重。

与此同时，曾为皦生光刻过书的刻字匠徐承惠，也被锦衣卫逮到，作为重要的人证。

会审一开始，先提堂的是刻字匠徐承惠。徐在堂上招供说，在近三年间，先后为皦生光刻过敲诈包继志的揭帖木版一块、《岸游稿》十二张，以及“妖诗”小木版一块。在今年十月中，与皦生光在刑部街偶遇，皦又嘱他速刻书稿三张半，三天后交了货，是皦生光的儿子来取的。

问官马上将查出的“妖诗”印刷品，出示给徐承惠看。诗的内容如下：

五色龙文照碧天，

谶书特地涌祥烟。

定知郑主乘黄屋，

愿献金钱寿御前。

此诗的署名为“松风狂客”，诗后还有一则注，明白地说：所谓松风狂客为谁？则豪商包继志也。此外还有皇长子危乎哉，凡吾臣子，谁不疾首痛心等语。

徐承惠看过，确认这是他亲手所刻。

而后，又将皦生光的儿子提堂对质，一番问答后，没有异议。再提皦生光本人对质，则问案极不顺利。

皦生光被带上堂后，死盯住那刻字匠，只叫了两声“徐承惠”，就再不出一言。

不问可知，刻字匠所招认的所谓“三张半”，显系逼供所致。酷刑之下，倒是皦生光知道利害，抵死不认与妖书有涉。

初审过后，锦衣卫王之祯上奏，说刻字匠徐承惠已当堂供认，刻过妖书三张半纸，皦生光虽然不认，但从他此前所作的诗来看，与妖书内容有种种相合，可以认定是奸逆。

万历感到有些奇怪，人赃俱在的事，本主怎能不认？便下诏再次会审，务必让皦生光招出造谋本意和同党之人来。

这下皦生光吃了大苦头，十八般刑具尝了个够。史载，经酷刑审讯，皦生光抵死不认，其妻妾子弟，皆拷掠得体无完肤。

这次会审之时，郭正域尚未完全摆脱干系，有问官便故意问：“你莫非由郭正域主使，写的妖书吗？”

皦生光瞋目道：“我何尝作此书。但你等硬要诬我，我就一死便了。奈何教我迎合相公（沈一贯）意旨，陷害郭侍郎？”

这皦生光虽是个无赖，士林对他人人切齿，但无赖亦尚知世间有直道，死也不肯攀诬。问官不便再讯，命将皦生光系狱，容后再说。

此案延宕不决，主审官陈矩的心里很急，屡次到诏狱提讯，仍不得要领。他与同僚商议，案子倘若落不实，皇上必然发怒。那样的话，事情可能会扩大化，辗转牵累，怕是要酿成党祸，不知有多少大臣要遭殃。为保全众人计，还不如就在皦生光一人身上了结。这个无赖，即便是冤枉他，也不算完全的冤案。他曾伪造逆诗，讹诈富豪和皇亲，只这两条，也足够死罪了，拿他顶缸，最好不过。

于是陈矩频频提审皦生光，屡用酷刑，打得这倒霉鬼体无完肤，几次晕死。最后，皦生光终于明白了，凄然叹道：“朝廷得我一供，便好结案，否则牵藤摘蔓，何日得休？生光可替诸君求活，又何惜一身？”

于是他一咬牙，做了假供，说此前写妖诗、作妖书，都是因功名被革而忌恨郑国舅，以为这样一来，必然能动摇皇亲。投书诸大臣家门，也是期望此书能流传开来，好让皇亲遭受不测之祸。

这就是古代典型的“自诬服”，严刑之下，何供不能？

陈矩这次很满意，据此做了结论，说口供是可信的，因为朝中文武大臣，断没有这样的动机。礼部侍郎李廷机，也认为皦生光前诗与妖书的用词相合，于是将这次审讯结果上奏。

万历看了审案结果，认为可以结案了，便下令将犯人移送三法司，把罪名拟上来。三法司议论的结果是拟论斩。万历不同意，认为太轻，让法司重新再拟。

可是刑部尚书萧大亨认为，这已经是重典了，合乎刑律，不敢再加重。万历批驳道：“该犯险恶异常，已出律文之外，以谋危社稷律处他！”还是让重新拟罪。萧大亨深知这案子定得勉强，拟罪过重，怕将来要担历史责任，便再次表示不好再拟，请皇上自己裁定。于是万历亲自裁决，拟凌迟并枭首示众，妻妾和儿子发配边疆充军。

对这样的定案，大臣们的认识并不一致。阁臣沈一贯和朱赓出于不同的考虑，都表示了异议，两人曾上疏说，犯人供词实是含糊难明，查抄出来的物证，也难以看出与妖书有明确关系。他们认为，《续忧危竑议》文意深刻，非熟悉朝廷之事的大臣不能为，像皦生光这样的落魄秀才，绝无此笔力。

萧大亨也不相信皦生光有如此的胆量和眼光，他只认定了是郭正域所为。在会审时，曾给刑部主事王述古写了一张纸条，趁人不注意，从袖子中取出塞给王述古。上面写道：“解脱皦生光，归罪郭正域。”王述古不干，正色道：“难道案情不出于囚犯口，而出于袖中乎？”

法司之黑，可谓骇人听闻。

皦生光终于死了，妖书案就此平息。妖书真正的作者，却无人知晓，成了明代刑案的一个千古之谜。

不久，朝野就开始流传一种说法，说这个妖书，是出于武英殿中书舍人赵士祯之手。

赵士祯是明代有名的火器专家，平生研制与改进过多种火器。他为人慷慨豪侠，颇富传奇色彩。早年是太学生，在京师游学，能写得一手好字，书法有“骨腾肉飞，声施当世”之誉。他所题的诗扇，时人争相购买。恰巧有个宦官也买了一把，带入宫中，被万历看见，大为赏识。从此，赵士祯平步青云，以布衣身份被召入朝，任鸿胪寺（国宾馆）主簿。

万历五年的时候，在张居正丧父夺情风波中，有五人因反对夺情而被廷杖。赵士祯不畏强权，为之申辩，一时声誉甚隆。但他平时好攻讦，与公卿见面也傲然不施礼，得罪了不少人，仕途并不顺利。当了十八年的从八品小吏，才升为武英殿中书舍人（从七品，此官职要求书法好），可谓一生坎坷，谤名随之。

妖书案爆发后，赵士祯不知为何，一反常态闭门不出，不久京中就开始盛传上述流言，说得有鼻子有眼。赵士祯百口莫辩，为此身心交瘁。

据说他后来精神错乱，屡次梦见皦生光索命，终于一病不起，抑郁而亡。临死前，因神志不清，才吐露了真相。又有传闻说，赵士祯临死时，身上的肉碎落如磔，就是像被刀砍似的片片落下。这当然是妄言，但从中也曲折反映出，民间认为皦生光纯属冤死的舆论，已相当普遍。

妖书案如此落幕，令人唏嘘。一是，耿直之人，仕途偏多磨难。为官耿直，必多所得罪，而凡是得罪一人，便成你生死仇人，一路处处给你设障。任你才高八斗，也终究难以施展。二是，明代官场险恶，有人全不讲仁义道德，若想扳倒你，则不惜送你上断头台。三是，民间道义竟如磐石般坚固。诸多在平常绝无可能留下姓名的草民，宁肯身残命殒，也不做有违大义的事。

妖书案的出现，固然是朝中正义舆论的一种表现，但真正肇事的人，既然敢发针砭之论，却不敢站出来承担后果，只任由无辜者洒血，也不知他们在满城的惊骇中，良心安也不安？</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