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长子历尽万难，终于被册立为太子，拥立一派喜极而泣——苍天总还是有眼啊！但欢喜之余，总还是有些放心不下来。他们担心的是，太子刚立，根基未稳，就怕再有风吹草动。

事后证明：这种担心并不多余。

另一派的日子就比较难过了。在过去，万历是否真的想立常洵为太子，很难推测——因为他从来没这么说过，人们只是从他的古怪态度上，看出他有这层意思。如今册立已成事实，他也就心灰意懒，不再有什么动作了。

余下的诸人，也就是郑贵妃和她的父兄等，指望不上皇帝了，就只能做困兽之斗。因为他们此前的种种作为，无疑已大大伤害了太子，将来一旦太子继位，郑氏一门，就可能会死无葬身之地！

皇权专制下的恶斗，往往就是如此，是要押上身家性命的。郑贵妃保得了自家在万历活着时的尊荣，却保不了万历死后她自己的命运，所以她现在要更加主动。

郑贵妃与她的家族，现在已无路可走，只有废掉太子，方可保来日安宁。尽管这样做的难度，要远远大于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但也得硬着头皮上。

这个郑氏家族，虽然攀上了皇亲，可毕竟出身微贱，所用的政治斗争手法，不大合乎常规，一出手就很毒辣。

思想简单的人，思路常常也很直接：只有以严酷的手段威慑住对方，才有自己的生存之地。

这次他们掀起的风潮，就是所谓的“妖书案”。

这个十分诡异的案件，是在明末三大案之前的一个序曲，影响也不小。案件早在太子册立之前就已发生，此时郑贵妃是要拿它来做大文章，企图兴大狱，扳倒一批廷臣——总要让你们死几个！

案件起于一本名为《闺范》的小册子，是前刑部左侍郎吕坤，早年在山西做按察使时所撰。内容是记载历代贤德女子的事迹，图文并茂，不过就是一本普通的劝善书。

吕坤有一位朋友焦竑（hóng），是翰林院的编修，见此书不错，欣然为之作序。焦老夫子是当时有名的国学大师，有他作序，此书的身价立刻不凡，民间到处都有刊刻流传。

结果，一个偶然的机缘，这本小书走进了紫禁城，由此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此时的万历皇帝，固然生活态度消极，但还不完全是酒囊饭袋，他也需要精神生活。看书，就是其中的一项。古代书籍，一般都是在民间刊行，宫里要看书，就要派人到民间去收集。万历特为下诏，让太监去给他找可看的书。

司礼监秉笔太监陈矩，奉命到外省各地去收书，把这本不大起眼的《闺范》也收进了宫里。万历翻了翻，见是宣传妇德的新《列女传》，就随手赐给了郑贵妃。

郑贵妃看了，蛮感兴趣，叫人又加了十二个范例，添写了个新的序，易名为《闺范图说》。让她的哥哥郑国泰和伯父郑承恩重新刊刻，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印了一批，散发了出去。

这本由郑贵妃赞助的新版《闺范图说》，以东汉明德马皇后为首，以郑贵妃自己为终篇，无非是想给自己抹一点脂粉。古代的知识产权观念不强，这样在原著里掺私货，倒也无人非议。

这原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桩，但在“国本”之争的敏感时期，却如一星火花坠入了油锅！

事情在刊刻两年后爆发。万历二十六年（1598），有人托名“燕山朱东吉”，给这本《闺范图说》作了一个跋。跋文的题目，叫作《忧危竑议》。文章以问答体写成，语调阴阳怪气，讽刺吕坤是鼓吹弃长立爱，为取媚于郑贵妃，才写出此书的。

跋文说，古今贤后多矣，为何独选明德皇后一例？因为这个明德皇后，恰恰就是由宫女渐次晋封为皇后的。跋文又说，郑贵妃对此当然会意，不然自古哪有后妃给现任大臣刻书的？这就叫作破格之厚恩。

文章还用一问一答的形式，挖苦讽刺。其中一段大意如下：

问：吕先生作此书，不幸露出了想“易储”的马脚。先生素称正学，怎么忍心参与这逆谋？

答：君知其一，未知其二。

问：吕先生如果意欲推广风化，何不将此书公开进献给朝廷，颁发全国？却走贵妃的门路，岂不是太失体统。

答：否。孔子还要去见南子呢，那是志在行道，哪里能叫屈从！

文章里还提到，本篇跋文之所以取名《忧危竑议》，是因去年吕坤曾给皇帝上过一篇《忧危疏》。刁钻的匿名作者说，“国本”安危，莫过于太子，吕坤在《忧危疏》里把天下的事都说到了，为何独独缺少立储之事？那是因为意有所得，必语有所忌，要是公开讲册立应该属谁，那不是前功尽弃了？所以不言为最高啊！

匿名作者还挖苦道：人都说，吕坤是因巴结贵妃的丑行败露了，所以才上这个《忧危疏》，在朝门为国事一哭，企图转移视线，这不成了欲盖弥彰吗？当然，吕先生写这个《闺范》，可能是一念之差，情有可原，我们不该太非难他了。

吕坤也是该着倒霉，一本劝世的小册子，眨眼之间，就和当时最敏感的政治问题扯上了关系。最倒霉的是，自己的形象，也一下成了可耻的献媚小人。

他写《忧危疏》，还是在前一年的五月。那时他已在刑部左侍郎的任上了，见国势衰落，心里焦虑，于是上疏言天下安危。

平心而论，这篇疏文是写得相当有血性的，若非忠义之士，绝写不出这样椎心泣血的文字来。

吕坤说：现今天下之势，乱象已成形，只是乱势未动罢了。天下之人，乱心已萌，就缺个倡乱的人而已。而眼下当局的施政，恰恰都是拨动乱局机栝，助长倡乱气焰的——这是纯粹找死啊！

他还直接批评万历皇帝说，陛下您当今春秋正盛（大好年华），却一点儿没有励精图治之心，光知道搜刮财富，就怕自己太穷了。可是，天下之财只有此数，君欲富，则天下必贫，天下贫则君岂能独富？

吕坤的直言，可谓切中要害，也见出他是个有胆识的人，若在嘉靖朝说这样的话，保不准就要被弄死，可万历是个懒皇帝，看了以后，根本就无动于衷。吕坤见朽木难扶，一气之下，便称病乞休，回家歇着去了。昏君，看你还能昏几天吧。

这一篇《忧危疏》，原本已石沉大海，等到匿名人的《忧危竑议》一出，大家才想起来，原来如此呀！

明代的言官，敢于说话是不假，但也有望风捕影的毛病。事关立储，大家也就不动脑子了，纷纷谴责吕坤道德有亏。

吏科给事中戴士衡，首先发难，他本来与吕坤就有隙，这次自然不能放过。他说，吕坤潜进《闺范图说》，显然是想结纳宫闱，包藏祸心。

万历看了奏疏，觉得吕坤已是退休官员，事情又牵涉到郑贵妃，自己不好说话，于是未予理睬。

在此之前，全椒县知县樊玉衡，也曾以历代废立故事为例，劝诫皇上，不要因皇贵妃之故，以宗庙社稷为儿戏。

这两人，名字中都有一个“衡”字，两人的奏疏又都直指郑贵妃，于是众臣将他们并称“二衡”，一时轰动天下。

郑贵妃这下坐不住了，向万历哭诉，硬说戴士衡就是搞怪的《忧危竑议》执笔人。郑贵妃伯父郑承恩，也紧跟着上疏攻击“二衡”，且欲牵连大臣。

万历一开始也想痛下杀手，据说因为有宫嫔从旁劝解，才消了气，只把“二衡”革职，发配烟瘴之地充军了事，并未牵扯其他人。

事情到了万历三十一年（1603），太子已册立了两年之后，忽然节外生枝，一篇所谓的《续忧危竑议》又冒了出来，仍是用皮里阳秋的笔调，再提废立之事。

这篇《续忧危竑议》，才是本案中所称的“妖书”。该文不过数百字，称为“书”其实很勉强，但杀伤力极大，朝中大臣被其点名者十几人，且在一夜之间传遍京师，朝野为之震动。

这篇短文，讲的是新形势下的废立问题。文章说，太子已立，还不能说是天下太平，因为东宫的属官，一个也没配备，这太子的位置，怎么能称为安稳？其实，立太子是皇上迫于沈一贯相公之请，不得已而立之。现在不配备东宫的属官，就是为了他日改立。而可能改立谁呢？就是郑贵妃之子，现在已封为福王的那个常洵。

文章是以一位名叫“郑福成”的人，与来客一问一答的形式写成。时人一眼便可看出，这位“郑福成”，分明是在影射“郑贵妃改立福王必成”之意。

最绝的是，文章还牵扯到当时的一位阁臣——朱赓。

文章中的关键点，大意如下：

郑福成说：一般在皇家，都是母亲受宠者，子因其贵。以郑贵妃的专宠，让皇上改立有何难哉！

客人问：何以知之？

郑福成答：皇上用朱相公，就可知之。在朝在野，人才不乏其人，而一定要以朱公为相，就因为他姓朱名赓。赓，更也，寓意就是，他日必更换太子。

客人问：就算如此，那么朱公一个人，岂能尽得众心，就不怕激出变乱吗？

郑福成答：这你就见识浅陋了！官场上现在都是如蝇逐臭，有相公在上头倡导，还怕众人不依附吗？

客人问：依附者的姓名，可以见告吗？

郑福成答：……（从略。在此处，这位神通广大的郑福成先生，一共点了九位当朝大臣的名字，再加上郑贵妃，统称“十乱”。）

客人又问：那么，沈一贯公就没有什么说法吗？

郑福成答：沈相公这人，为人阴贼，只驱使人而不为人所驱使，故有福自己承受，有祸则远远避开。

这篇奇文的署名者，是两位言官，一位是吏科给事中项应祥，为撰写者；一位是四川道监察御史乔应甲，为手书者。

文章以木板刻印，做成薄薄的一小册书，不知由何人在北京城内，趁夜广为散发。第二天一早，上至宫门，下至街巷，到处都是。

人们捡到这东西，都吃惊不小。郑贵妃想立自己儿子福王为太子的谣传，在市井已流行多时，但那只是人们私底下说说，如今白纸黑字，印成书来散发，可真是吃了豹子胆了！

大臣们收到了这奇书，更是不知风从何处起，都讳莫如深，不敢在人前露出一句来。还是那个负责收书的秉笔太监陈矩，职责所系，首先向皇帝禀报了此事。

万历极为震怒——造谣惑众的手段，竟一至于此！他后悔上次匿名文章出来时，没有深究，以至养虎遗患，于是严命锦衣卫在京城缉拿，务求抓到作案人。

在这篇妖书内，被恣意恶搞的内阁大学士朱赓，一时成了焦点人物。他是一位资历很老的大臣，隆庆二年（1568）的进士，后为翰林院编修。万历六年（1578），曾为皇帝的日讲官，那时万历正热衷于大兴土木，在宫内广建苑囿。朱赓在讲宋史的时候，就极言宋代“花石纲”之害，万历听后，有所触动。万历二十九年（1601），他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官声还是不错的，史家都说他“醇谨无大过”。

匿名作者选中朱赓进行恶搞，是倒霉在他那名字上。这等于是个政治笑话，会心人看了一笑而已。

但是在那个草木皆兵的时期，当事人就没那么轻松了。当天早上，朱赓也在自家门口捡到一份妖书，封面标题为《国本攸关》，内页标题为《续忧危竑议》。翻开看了一下内容，不禁脸色发白，此书竟然指责他参与更立太子的密谋，说得有板有眼。

惊惶之下，他连忙将此书进呈皇上，并上了一道申辩奏疏，说自己已是七十老翁，死在眼前，于名位更有何求？怎么能有此乱臣贼子之心，以惹这灭族之祸？

他还说，妖书里面提到的“十乱”，有九位是当朝大臣，可是他与其中的七位，平素并无来往，谈何勾结？一番辩白之后，他又援引以往大臣被弹劾之例，请求皇上，允他辞职还乡。

万历算是朱赓的弟子了，对老师知根知底，当然知道什么“朱赓，更也”纯粹是胡扯。于是下诏抚慰：奸人造谣，干卿何事？您老慌什么！

同时万历也感觉到，作案之人，必有道行，还是要仔细找出线索来才行。

于是他再次下令东厂、锦衣卫、五城巡捕衙门一起出动，把这事当成大案来抓。还不忘吩咐：妖书托名的两位作者项应祥、乔应甲，当然也是胡扯，显系仇家诬陷，但也须两人如实回话，提供一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