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大明的官员中还是有正直的，并未被利益的猪油蒙了心。从嘉靖初年起，就有人不断对这种“不均”提出抗议。

徐阶执政后，毕竟是老成谋国，知道这个问题的利害所在，便有意改革赋税制度的弊端。他大力支持巡抚庞尚鹏，在浙江推广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是个什么东西？好处在哪里？如何就能便民？

简言之有三：

一、就是劳役折银，老百姓交钱顶劳役，谓之“丁银”，官府拿这个钱另外雇人应差。同时增加有田户的丁银，减少无田户的丁银，使赋役趋于平均。

二、将差役与田赋“合编”在一起，简化了手续，减少了官吏与乡绅从中作弊的机会。

三、将田赋中的大部分实物纳税变为货币纳税，也就是“田赋折银”。把粮卖了再交钱，促进货币流通，有助于刺激当时的商品经济。

其中最关键的，是征税由“度人而税”，变成了“度地而税”，达到了轻重通融，苦乐适均，不再是富人欢乐穷人愁了。

隆庆三年（1569），海瑞在南直隶也开始推广一条鞭法。次年，江西紧接着跟进，两地效果都不错。从此徭役无偏差，百姓始知有种田之利，江南一带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

看来农民种田养不活自己，很少是因为种粮种菜卖不出钱的，关键就是征税太重。

这道理，有人不知道，有人知道了也不说。

徐阶时代，推行一条鞭法的阻力极大，有人说该法大有问题，建议废除。徐阶是个中庸的人，没下令取消，也没有再扩大推广。

到万历初年，又有人旧话重提，说一条鞭法“害民”“不便”。屁股决定脑袋的现象，在此看得很清楚。张居正此时的态度比较谨慎，他在观察。

一直到万历五年（1577），事实证明，推行一条鞭法的地区没有什么不便。这一年，山东东阿知县白栋，也开始推行此法。这是第一次在北方试验，反对者众声喧哗。张居正派人调查后，认为“法贵宜民，何分南北”，遂下了决心在全国范围推广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施行，首先是小老百姓高兴。有人称，自从一条鞭法施行以后，民始知有生之乐。为政者只是一句话，就可解民于倒悬之中，草芥百姓的命运，真是令人感叹。直至二十年后，于慎行还说，他的家乡东阿，至今百姓皆称其便。

张居正死后，一条鞭法侥幸得以保留，并继续扩大实行。到万历十五年（1587），云、贵、川、陕、晋诸省也已推广，大明的赋税制度就此彻底变了样子。

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1773—1842）说，赋税是公民换得享受的代价，所以不应该向得不到任何享受的人征税；就是说，永远不能对纳税人维持生活所必需的那部分收入征税。征税时期越使纳税人感到方便并且有能力缴付，也越是好税。

一条鞭法就是好税！

它的实质是什么，古人看得清楚——那就是徭役公平。只有公平，消灭了不均，人们才有积极性去搞生产，国家才因此有源源不断的财政血源。

谁说古人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此处就是一例。可叹的是，有人就是看不得“平均”二字，以为一平均、一公平，效率就没有了，就要拉了生产的后腿。

公平居然能影响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这真是，荒谬以真理之名而行啊……

张居正在经济改革中，倡导平均，厉行公平，国家也因之大收其利。前有节流，后有开源，财政赤字不再出现。史称，当时太仓之粟可支用数年，太仆寺积累不下四百余万两。

张居正的改革成果，并未及身而止，而是惠及后世。万历时代因此成了大明王朝财政最富裕的几十年，可谓前无古人。

如若没有张居正，大明的豪强兼并，必将很快导致帝国失血，其贫民之困，则又不知何日能获解决了。

其实，大明的赋税改革，早已是势在必行，然而谁来干，谁能干，谁想干？嘉靖以来，就无人能够破冰。此人要能够总揽全局，无人可以掣肘；此人要有匡济天下之心，不因私利而退缩；此人还要天性稳健沉毅，不轻率冒进，以免变改革为祸害。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

唯有张居正！

苛政猛于虎，他就是打虎的英雄。</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