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对此严词批驳——这都是睁着眼睛瞎说。他质问：“曾有过官清民安、田赋均平而致乱的吗？”

什么是真理？这就是！

到万历五年（1577）十一月，张居正已将吏治整顿好，便腾出手来，公告天下：今后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清丈。包括皇庄、屯田，只要是大明疆土内的土地，不许有一点隐瞒。并言明：“有敢阻挠公法，伤害主事之臣的，国家刑典俱在，必不宽容！”警告那些官绅富户，有敢武力抗法的，大刑伺候。

号令一下，天下奉行，豪绅富户无不诚惶诚恐。

清丈以福建为试点，转过年来，张居正就派湖广老乡耿定向，出任福建巡抚，去打头阵，并写信告诉他：“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我向来信守这个话，就算因此蒙垢致怨，只要能给国家少许裨益就好。愿耿公自信，不要怕浮言。”

耿定向不辱使命，到万历八年（1580），福建清丈完毕，共清出隐漏土地二十三万余亩。

随即全国清丈开始，限期三年。张居正带领阁僚们，与户部尚书张学颜一起，制定了八项规则，颁行全国。

一时间，大明万里河山，测田量地真忙！张居正也大为振奋，称此事为“百年旷举”。

不过，凡是改革都有人反对。在清丈中，果然遇到了预想中的阻力。

有宗室（皇亲）出面阻挠的，张居正回击得相当严厉，拟旨予以处罚，或废为庶人，或夺去宗俸。

有官员想敷衍，拿以往的黄册一抄了事。科道立即弹劾，给予夺俸、降级处分。

还出现了事先没预料到的过激倾向，有的地方官为了追求虚名，凭空虚增田地亩数，或将荒地算成良田，还有的用缩小了的弓尺进行丈量。张居正发现问题后，提出“只论当否，不论迟速”，适当放宽了期限，不使运动走到反面。

丈量的工具，是一种像弓一样的巨型尺子，叫作“弓尺”。丈量时，先由业主自报亩数，然后由业主和官府指派的弓尺手，先行“自丈”，最后由官府来人核查。两边数字吻合以后，在图册上盖一个“丈验相合”章。以此为根据，编制出新的“万历鱼鳞图册”。

这个图册，相当精确，直到清初还在使用。

清丈结束后，官田、民田一视同仁。按照肥瘠程度，分为上、中、下三等课税，比较接近实际情况。史载：“清丈之后，田有定数，赋有定额，有粮无地之民得以脱虎口矣！”

——既然有虎口，那么这老虎是谁?

上流社会。

这些隐身的土地，多为勋戚所占，这是一群张着血盆大口的老虎。他们终于遇到了克星，只能乖乖纳税了。

正如张居正事前所料，只要清查，就会有大量隐占土地浮出水面。清丈前，全国土地五亿一千万亩，清丈查出来隐漏土地二亿六千七百万亩，虽尚不及洪武时期，但亦相当可观。土地总数一多，也就实现了民不加赋而财政吃饱的愿景。

聪明人聪明办法，笨人笨办法，历来如此啊！

到万历九年（1581），清丈事宜大功告成。张居正认为，帝国的家底既然已经摸清，全面改革赋税制度的时机也就成熟了。于是，他立即下令，在全国推广很有名的一条鞭法。一条鞭法这个概念，现在已和张居正的名字紧紧挂钩，其实这并不是他本人的发明。他的功绩，就在于将其推广到了全国，解决了大明赋税制度上的顽症。

这么大个帝国，全靠税收养着，税收制度要是长了瘤子，帝国肯定要患营养不良症。

具体说来，大明帝国的赋税，分为“田赋”和“徭役”两大部分。田赋制度的改革，在嘉靖时期已经实行，基本趋于合理，现在的问题在于徭役。

作为向国家纳税的一种方式，大明的百姓都要服劳役，以里甲为单位进行摊派。里甲就相当于现在的居民组，一百一十户为一里，下辖十甲，一甲含十户。担任里长的，是十甲外田多丁多的十户。每年由一名里长率一甲服役。

服役又分为“正役”和“杂役”两种。正役是替政府催征、解送粮钱、传达法令这类事。杂役是给官府和官员提供服务，包括门子、厨役、膳夫、狱卒、马夫、水手、脚夫等，无所不包。

这里面的问题在于，由于江南一带征发税粮的任务太繁重，里甲原先的每十年轮一次正役，渐渐变成了每一年轮三役，百姓不堪其苦。杂役方面也有问题，因为是按丁摊派，官绅可以免二丁至三十丁的杂役，这么一来，负担全都压到了那些无田而靠劳动力谋生的百姓身上。

有权有势的，可以免税免役；无权无势的，负担反而越背越多。于是富的就越富，穷的当然也就越穷。

谁说苍天有眼？哪里有？

孔圣人只说过一句真理：苛政猛于虎！

在苛政之下，彼为刀俎，此为鱼肉，何来“民为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