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说：臣每见朝廷用人之时，吏部长官就要慨叹缺乏人才。窃以为，古今人才的人数和水平，应该都差不多。倘使皇帝使用赏罚之权，驱使天下之士，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搜罗不到？而说世上无才，臣不信。问题就在于提拔上来的官吏，名不副实。选拔时没有用心考核，选上来的，并不是需要的人。于是皇帝对下的赏罚不分明，下面都存心投机取巧。可悲的局面由此形成：老牛和千里马同引一车，两者都疲累；南郭先生混迹于乐队，人才怎能不缺？事情如何能办成？

张居正说：一般来说，器必试而后知利钝，马必驾而后知优劣。现在用人则不然，把一个人称作人才，却不通过实践检验；任命了某人之后，不考核他的成绩；办砸了事情的，又未必给了适当处罚。因此，荒谬也就由此而生：质朴老实的，被讥为无用；大言无当者，以虚张声势窃得名誉；超凡出众的，被说成不合时宜；而拍马奉承的，则以假象欺世。

有人虽有才干，却因为位卑而被忽视（下属总是无能的）；而才干不济的，因有虚名而备受尊重（头衔越多越好）；有那偶尔做成了一件事的，终身都能拿来吹牛；有人偶尔出了点儿差错，则议论纷纷一巴掌拍死。

更成问题的是，官吏往往在一个岗位上任职太短，不等他干成什么，人就走了。更调太繁，迁转太骤，人怎能有责任心？还有就是，对待官吏太过讲资格，因而毁誉都不符合实际。

张居正说：世不患无才，患无用之道。没有好的选人办法，如何能行？如果得其道，天下之士任由皇上挑选，不可能挑不出适用的。臣愿皇上慎重赏赐，用人一定要考核其实绩，任命必须看准了人。有功于国家的，虽千金之赏、封侯之印，您也不要心疼；无功于国者，就是一个笑脸也不能给。

张居正强调说：请皇上命令吏部，要严格考课之法，务求名实相符。凡京官三年期满、外官六年期满，都不得随便连任、滥给恩典。吏部必须明白开具“称职”“平常”“不称职”的评语，以为备案。至于官员的升降进退，一切以“功实”为准，不要被虚名所惑，不要拘泥于资格，不要太顾虑舆论，更不能掺杂个人爱憎；不要以一事概括其一生，不能以些微瑕疵掩盖其大节。

在京各衙的副职，须量才录用，主官一旦出缺，就以副职补上，不必另找。部院本系统下属各省的官员，有熟悉规则、尽职尽责者，九年任满，吏部可以授予京官之职。级别高的可转任本部的司级、副部，其他级别可直接调用，部院就不必外找了。

——张居正的这一议，相当重要，是他日后厉行“考成法”的蓝本。专制皇权下的知人用人，一直是令人头痛的问题。奸猾官吏，有看脸色吃饭、奔走逢迎的，往往官运亨通；干练下属，有埋头苦干、办事较真的，不是默默无闻，就是得罪人多，日久不得提拔。如此选拔，人心不服，哪里会有士气？

第五议，“固邦本”。

何为邦本？国家之本也，就是老百姓富不富、社会稳定与否的大局。这一条，张居正说得言辞恳切，逻辑严密，即使我们在今天，也不得不服——原来古人什么都明白！

这一条，也多含有法家思想。法家，总是要讲强国、讲实际的，刨除那些不近情理的严酷，多少还是有一些真理。现在常说的“以人为本”，就是法家管仲曾说过的。他说的是：“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管子·霸言》）可以说，这个认识很超前了。

我们来看张居正怎么谈。

张居正首先讲：我听说，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内（这一条万不能滥用）。《尚书》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即便是古代大治的时代，也有外患和盗贼，但百姓却能安乐，丰衣足食。何故呢？因为邦本深厚坚固，所以无虞。如果百姓愁苦思乱，民不聊生，外患内盗才会乘机而起（张居正的意思是说，这个因果关系不要弄反了）。安居乐业的百姓，一般喜好仁义，过不好日子的，就容易为非作歹（危民易于为非），这是势所必然。

他说，去年因为是元年，国家减税一半，结果国用不足，边防开支又大，国库空虚，不得已派了四个御史分道去催税款，这固然是权宜之计，但百姓就受不了。臣近日听取了外官的议论，都说这事情办不了啊，原因是御史作为钦差出去，目睹百姓穷苦，又没有别的渠道清理欠税，只好将各地官库的储存全部调到京城来，以致各省库藏空虚，一遇到水旱灾害，眼看百姓饿死而没办法救济。这么弄，还没等国库充实，国家元气就已消耗殆尽。

张居正还说：矫枉者必过其正。在当今民穷财尽之时，若不痛加节省，恐怕这局面就不可挽救了。我叩头恳请皇上念惜民穷，多给百姓一点儿实惠，凡是不急的工程，没有益处的征收摊派，一切都应停免。您本人则应该崇尚节俭，为天下先。

我乞求您下令吏部，要小心选择好官，让他们善待小民。考查官员贤与不贤，要把那些律己廉洁、实心爱民的，作为“上考”，尽快给予升官。如果只会巴结上司，企图跑官要官，而无实政惠及老百姓的，即使有才干，也只能给予“中考”。有贪污显著者，严限追赃，并押送到边地管制，什么时候退完了赃，什么时候另行发落。

张居正强调，陛下应责令户部反思，为什么天天琢磨找钱的方法，却还是财政匮乏？其弊端何在？现在准备的新举措，是根据什么原则？当今风俗奢侈，官民穿华丽衣服，造豪华大宅，都没有什么限制。豪强兼并土地，赋税不公平，偷税漏税，恃强不纳，田赋征粮偏重于小民。各衙门私库到底存了多少钱粮，漫无查稽，谁也不清楚。假公济私盛行，官吏当然会滋生贪污之心。

张居正痛心疾首地说：上述种种，皆耗财病民之大者。如果能严厉追查那些私吞国家财产的家伙，把他们除掉，又何必求索于穷困之民，而消耗国家的元气呢？

——张居正一点儿也没有危言耸听。明代自正统年间以来，财政情况就一年不如一年，每况愈下。《真定府志》载，成化以前，民间除了两税、草马（供给边防用）之外，不过给官家服几天役而已。到了弘治以后，中央和地方两级，每年增派的税收多了十倍。官员凡是级别高一点儿的，都盯着下面的财富，公派的私加的，像老鹰攫肉，必获乃已。小民怎能不因贫困而逃亡？乡里丁壮少，不足服劳役的人数，就加派田赋。这情景怎么得了！

史载，当时的官员考核，就是只看税收如何，其余公务考核，不过虚应故事。到了当下这位隆庆爷，更是专派御史到各地去清库，哪里有点儿钱，就运回皇宫来供他玩乐。天天晚上狂游灯会，喝酒取乐，以为盛世已至。

第六议，“饬武备”。

就在张居正上这道奏疏的前一年，隆庆元年九月，秋高马肥，俺答曾率六万骑犯边，寇大同，陷石州。另一彪人马是土蛮部落，犯蓟镇，抵滦河，导致北京再次戒严，有人甚至吓得弃官逃走。到十月敌人才退去。大明帝国又被折腾一回。

张居正是个博览群书的人，颇知兵事，负责国防后，更是相才与将才兼备，确有些诡异的天赋。他对军饷、兵源、选将等诸多事宜，都有独到见解。同时他还提出了举行“大阅”的建议。大阅，就是阅兵。一是能够检验官兵的能力勇气如何，二是可宣示远近，让人知道皇帝已加紧了军备，以此杀一杀狂虏的锐气。

从最初张居正上《论时政疏》起，已经十九年过去了。这十九年，官场的历练，把他造就成了一个真正的相才。当年还不过是书生论政，颇逞意气，现在提出的这六条，都是成熟的治国之道。

《陈六事疏》的命运，也要比从前的那一道疏好些，隆庆好歹批了几个字：“览卿奏，俱深切时务，其见谋国忠恳，该院部看议行。”

奏疏交到各部去议了，有些大臣不禁感到兴奋，总还可以谈论一下实事了。随后，都御史王廷、户部尚书马森、兵部尚书霍冀，都有谈感想的折子上来。不过说一通，也就罢了。

张居正可能会失望，也可能会彻底明白——明朝的变革，靠的不是观念，而是权力。一个末相，说得再多又能怎样。当然，后来在万历年间也有人看出来了。他的这道奏疏，虽然没有毛遂自荐，但自我推销的心机已经表露无遗。张居正多年后回忆，说此举系往日冒昧，才妄上陈言，也是激于时弊，不得已的事情。

冒昧还谈不上，有激情倒是真的。

张居正的条陈一上，与高拱的思想不谋而合。高拱在嘉靖四十五年，也有一个《除八弊疏》准备上奏，不巧老皇帝要咽气，就压下一直没交。高拱的条陈，简直就是张居正《陈六事疏》的另一版本。我想，因为这个《陈六事疏》，高拱对张居正另眼相看，视为同道，是大有可能的。

《陈六事疏》中，法家的痕迹太重，当朝的心学一派和因循官僚们自然如芒在背，诬张居正为“小人”的舆论，也就此发端。

可是张居正白白背了这个锅。条陈在皇帝那里，几乎没有反响。

但隆庆独独对大阅十分感兴趣，他和武宗一样，都愿意披战袍、跨骏马，扮演一回大将军。上疏第二年五月，隆庆下诏要准备秋季大阅。到九月，十多万人马齐集京城，京营、边将、爵爷、锦衣卫轮番操练，比试骑射。一时间也是烟尘滚滚，煞有介事。

当时和后来都有人反对这次大阅，说是劳民伤财，花了二百万两银（有夸张成分），只不过摆个花架子。说是张居正为讨好皇帝，才出的这馊招，天下有被你阅兵吓住的敌人吗？有钱还不如接济一下边军家属。但是阅兵毕竟起了点儿心理作用，境内就一度哄传要收复河套了，估计俺答也知道了风声。

隆庆初年张居正的这个上疏，不过是他后来龙吟虎啸的一声初啼。入阁后，他这还是头一次露锋芒。昏昏者只见其奇谈怪论，昭昭者却能见出他志在廓清。当我们明白了他的抱负之后，就不难找到他与高拱愈走愈近的原因了。

大明帝国沉疴在身。这样庞大的一个国家，一时又死不掉，等待的就是有回天之力的国医，能够给它痛快地来上一针。

上天不负张居正，给他送来了一时瑜亮的高拱。自隆庆三年起，两年之内，高拱赶走了内阁里挡道的腐儒，开始了史称“高张联立”的祥和时期。

兄弟俩，终于可以做些事了吧？

时人对此曾有议论说：隆万之间，最有名的阁臣有二，一是高拱，一是张居正。两公有异姿，获殊宠，登鼎贵之位，建震世之勋，大略都是相同的。

所言极是。

有异姿者，必有庸人难以认同的异行。生也苦短，哪里还能顾得上“谤书盈箧”呢？

儤直几回清坐久，隔帘时有御香飘。（曾棨《东华门内新馆初成入直有作》）

这样的机遇，人生能有几回？趁着东华门的紫气冉冉飘起，该出手时，就出手吧！</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