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高拱“走为上”，不过是张居正出于本心，做了一件对朋友有利的事。
其次在徐阶离开的问题上，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说，徐阶被隆庆皇帝冷落，不得已上疏求归时，张居正意不欲阶久居上，且与高拱有宿约，于是就秘密告诉大太监李芳，说徐阶这次是真的不想干了，由李芳向隆庆皇帝传话，导致徐的求去被批准。然而正史及其他笔记上，并无关于此事的证据——王世贞是如何得知这些机密的？
徐阶在内阁固然是压了张居正一头，但他走后，仍然有李春芳、陈以勤排序比张居正高，那么驱徐的意义又何在？如果说驱徐是为了实现迎高拱回来的宿约，那么“驱徐”与“迎高”这两件事，相隔一年零四个月，似乎又不太可能有这种因果关系。王世贞在这里，恐怕是在想当然了。
再者就是赵贞吉被高拱驱逐，在明末和现代，都有人说是张居正挑拨所致。这倒是唯一能找到一点点事实的说法。也就是，这其中透露了在赵、高之争中，张居正的倾向非常明确。他为高拱出过主意，打过气，都有可能。当时两人已经处于联手状态，有默契也不足为怪。
之所以张居正要拥护高拱，前面已经讲过，是因为两人治国的理念相近。而就阁内的权力而言，驱走了众人，高拱也未见得能给张居正以更大的空间。从后来的事情发展看，张居正完全明白这个道理。
而赵、高决战，是由隆庆要整治言官而引发。没有这个触动双方重大利益的事情，赵、高两人也不可能激化到那个程度，赵贞吉实际上是被隆庆本人逼走的。说是因张居正进谗言，挑拨离间所致，恐怕是欲加之罪。
还有更极端者，沈德符言之凿凿地说：“盖隆庆一朝，首尾六年，与江陵同事者凡八人，皆以计次第见逐。”把责任全都归到了张居正一人身上。
此说法倒有些令人不明白了：张居正一个一个、没有原则地驱逐人，难道他的感觉会很好吗？
依我看，张居正之所以遭到非议，是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未被驱逐过。这大概又是一个“楚人无罪，怀璧其罪”的事例。
张居正没被驱逐的真实原因，应是由于他在内阁中的权力资源最小。徐阶这棵大树已经倒掉，张居正的裕王旧人身份，在内阁也不算很过硬的条件，就连淡泊内敛的陈以勤，在裕邸的资格都比他老得多。大太监李芳，本来倒是可以做他的一个后盾，但可惜后来已经失势。甚至在张居正之后入阁的殷士儋，在中官背景上，也足以让张居正气短。
——这就是张居正在内阁的实际地位，即人们所说的“末相”。说他是“末相”，指的就是实力最弱。
这样的一个脆弱者，对高拱或对其他人来说，只是一个无害者，因而在这个淘汰机制中侥幸被保留。
这就是庄子所说的，不材之木，方能终其天年，道理完全一样。
高拱之所以唯独留下了张居正，撇开别的原因不说，这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高拱也恰恰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这已是后话了。
隆庆一朝纷纷扰扰，张居正如履薄冰，但他还是做了一些事情。隆庆二年，徐阶走了以后，内阁与朝中官员的空谈之风略有减弱，张居正心里还是颇欣慰的。在分别写给几位朋友的信中，几次提起：“近来士习人情，似觉稍异于昔。浮议渐省，实意渐孚。”
如果徐阶还在的话，便不会有盼头。《明史》上说徐阶的做事风格，是“阴重不泄”，也就是闷着。大家想干点实事，很难。后来的首辅李春芳好一些，虽然无能，但还宽厚，内阁多少就有了一点儿清爽气。张居正那时，年已过不惑，觉得年华非常不禁老，他愁的就是，总有人“欲守故辙、骛虚词，则是天下之事，终无可为之时矣”。
这是清醒者的痛苦。而盲者，就不会有看不清前途的迷茫。
人们总以为，告别了嘉靖旧时代，一切就皆圆满，人们再不会有怨苦。其实，无论什么时候，都会有特定的弊端，日子绝不因为“新”就自动完美。旧的荒唐过去了，新的荒唐又生，人们只好又忍耐。张居正也痛感，隆庆初政一年多，“风俗人情，积习生弊，有颓靡不振之渐”。
七月的时候，徐阶离开；八月，张居正跟着就上了一道《陈六事疏》。他要跟皇上陈述六件事。张居正等到这个时候，才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是考虑了老师的面子，他不愿在徐阶当国时就表露出两人政见不合。
这个奏折很有名，实际是张居正的全部执政纲领。一共有六条，无不切中大明吏治的要害，是他为重振帝国开出的六条良方，即：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
他后来在万历年间，“当国十年”所为，无不是按照这个方案办的。奏疏把明朝存在的问题看得很透彻，读起来相当痛快，如同庖丁解牛。
大明朝这头蹒跚的老牛，还真就得张居正这样的人，来刺它几刀。
由于这个条陈是张居正后来十年新政的灵魂，所以在这里，我就逐条拣出来啰唆一下。
第一议，“省议论”。
张居正说，几年来我看见，朝廷间议论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先褒后贬，或前后不觉相背，或毁誉自相矛盾。这就是所谓的政多纷更。如此，百姓又何所适从？
他接着说，又每见督抚等官，初到地方，即上条陈一道，或漫言数事，或更换数官，相沿成习。
——漫言数事，就如今日之“我简单说两句”，实是大而无当，泛泛不着边际。此外，新官一上任，不问青红皂白，就撤换中下层，凡是前任所用，统统撤掉。貌似更新，实则无实际意义，只不过看起来似乎是有所变动。
张居正又说：你看新官到任后的这种条陈，文辞华丽，看的人无不惊叹，不是说他有才，就是说他能干。其实新官刚到任，地方利弊，岂能尽知？属官贤否，岂能洞察？不过是听了人家的风言风语，随口说两句。时间一久，“说两句”说了些什么，恐怕自己也忘了。
张居正强调说：要办事，就不要七嘴八舌。像现在有些人施政，一开始就没考虑周全，听到有人说什么，就马上实行；没等见效，又因人言而止，弄得大家疑虑不定。旷日持久，难见成效。张居正主张，今后欲为一事，须慎之于初，务求停当，等到计虑成熟，便可断然行之。就是说，考虑好了再干，要干就干到底。
张居正还特别强调：皇上您应该叮嘱各部院，今后，要领会朝廷讲究务实的意思，一切汇报及报告，须简明扼要。是非、可否，给我明明白白说清楚。一众官吏要秉公持正，建立“诚行直道”的人际关系，以提高业务素质为要。这样，吏治才能有生气，官场风气也才能起变化。
第二议，“振纪纲”。
张居正说：我看近年以来，纲纪不严，律法形同虚设，上下都在姑息，百事全都付之因循。把模棱两可说成是调停，把委曲迁就说成是善处。律法所管的，居然只有微贱小民；强势者虽然违法乱纪，但谁也拿他们没办法。所有的纲纪，反而是只有制定纲纪的中枢在执行，下面的官吏，则有践踏法规之行，而毫无畏惧之心。整个官场，因循守旧之风渐成，举手之劳就能解决的事，就是办不成。
张居正说：在处理干犯纲纪问题上，人情当然可以考虑，但不能徇私，法律宜严不宜猛。我希望皇上奋起，掌握国家命运，把光辉照耀四方，申明法纪以整肃官风，握好权柄以日理万机。
张居正还强调说：奖惩赏罚，要统一于公道，而不能徇私。政教号令，一定要由中枢来决断，而不要被那些空谈所左右。凡是律法应该惩罚的，虽是权贵也不能宽恕；凡是受了冤枉的，虽是平民也须纠正。这样，体统才能正，中枢才能有威严，下面的那些官吏，才能懂得守法。
——张大人在这一点上，与商鞅、韩非等法家有相似之处，比较相信法律严明的效力。所谓“法必明，令必行”（《商君书》），乃是治理不正之风的法宝。
第三议，“重诏令”。
张居正说：各衙门报上来要处理的事务，关系到各地民情利害的，该衙门应考虑轻重缓急，按次序上报。中枢交办的事务，必须抓紧办理，事情才不至堆在一起。
张居正又说：天子的号令，就如疾风霹雳，如果风也不能动，霹雳也不能击，那么可能连自然的演进都要滞住了。
张居正强调说：近来中枢的命令多落实不了，抄发到各部之后，往往拖住不办。或是签一句批语就算完事，一切视为故纸，禁之不止，令之不行。诏令下来，各地官吏反应迟缓，甚至有查勘一件事十余年也查不完者。文卷堆积，多数不了了之，沉埋无影。可做证的人，一半都死掉了，事情便查不出真相，终致犯法者漏网脱逃。
张居正忍不住愤怒地质问：国有不伸之法，人怀不白之冤，是非何由得明？赏罚何由而当？
他特别强调：部院各衙门凡大小事务，接到诏令后，数日之内，应尽快回复。事情比较清楚的，要做个结论，不要再推到下面省里去议了。要是需要省里调查的，要严格立下期限，责令上报。部里设立登记簿，办的时候登记，办完后注销。超过期限的，要按违反制度论罪。这也将作为吏部考核官吏的依据之一。这么做了以后，人人都会拼命尽职，事情就不会堆在一起推不动了。
——史载，大明的官僚机构，到了嘉靖、隆庆这一代，凡有文件下来，官员都会签一个“钦此钦遵”（照办），然后就成空文。什么照办？谁还来理会！一年里，文件不知道有几麻袋，办没办，天知道！文件本身就是一张纸，它又没有知觉，这事是没人来管的。各部衙等于瘫痪。你看各层，都有官员在位置上，也经常有一些“揖会”，传达旨意，但实际事务压根推不动。
第四议，“核名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