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阶是个思维缜密的大佬，在他的囊中，揣了许多棋子。自他担任首辅以来，就一粒一粒地在布子。而张居正，是他最中意又是最后的一颗棋子。徐阶的这种眼力，使他在晚年得益不少，否则，下场不会好于严嵩太多，我们在后面就能看到。

徐阶对张居正的栽培，处处都有心机。当年他提拔张居正担任国子监司业，使张在众多监生中有了威望，这是在为张居正积蓄做大事的资本。明代由监生入仕而任各级官吏的，有相当的比例，若在他们中间，酝酿出一种“谁人不识张江陵”的氛围来，到日后必会有用。

为了不断地推张居正，嘉靖四十二年（1563），也就是严嵩罢相的第二年，徐阶又把张居正的位置挪了一挪，推荐他去参与重校《永乐大典》，同时又让他担任修撰《兴都志》的副总裁，实际上全盘主持修撰工作，而总裁是老徐自己和另一位大学士袁炜。

这是一次精心的安插，目的是为了能让张居正在皇帝那儿有个深刻印象。

所谓“兴都”，就是湖广的安陆，这地方在嘉靖一朝，乃是非同小可。这地方，是嘉靖的亲生父亲兴献王的封地。嘉靖继位，是因为武宗（正德皇帝）无后，不得已，从旁支里选了一个皇族入继大统的。嘉靖当了皇上后，突发奇想，要把自己过世的老爹也封个皇上。因此，在执政之初，就狠狠地闹了一场“大礼议”风波。这个追封亡父，本就是胡来，没有任何法统依据，但他力压群臣，终是如了愿。

兴献王成了皇帝，安陆就要相应改地名，改叫了“承天”，同时还有一个尊称叫“兴都”。《兴都志》（又名《承天大志》）的编撰，是为强调出身正统造舆论，兹事体大，所以每一篇稿件，嘉靖都要亲自过目。

却说张居正在编修这部《兴都志》时，荣耀是荣耀，却发挥不了什么才能。写的东西，无非是马屁文章。当然，有人明知是马屁也要欣赏，所以就只好胡吹。比如，把兴献王比作周文王，张口就是我献皇帝，天纵圣哲，迈于周文。基本是胡说八道了。这部书，又称嘉靖为今之尧舜，就更令人瞠目。这种夸饰，凡学过文的，可能都会。

其实，张居正才是真正的天纵圣哲，能低首下心，来写这种玩意儿，说明他历练得已很有功夫了。在一个疯人充塞的环境里，你也要做个疯人，善谀善吹，才显得比较正常。

那个与徐阶同为阁老的袁炜，就是个最著名的青词宰相。张居正写的稿子，他要死劲删改后，才能递上去。袁炜后来病死了，张居正的稿子直接拿上去后，嘉靖并不十分满意，认为吹捧得还不够——鬼都不看的东西，却要耗神费力来写，就因为有人要自我满足。

嘉靖四十三年（1564），苦恼人的《承天大志》总算写完了，徐阶立刻又挪动了张居正一下，让他任右春坊右谕德（虚衔），实职是裕邸讲读（裕王府的讲官，从五品)，这是给皇子当老师。嘉靖那时候尚未立太子，所生的八子，死了六个。裕王是仅有的两位皇子之一，且又是长子。按立长立嫡原则，裕王应该是皇位第一继承人。

徐阶的这个安排，用心良苦啊。

张居正这人，写阿谀的奏章写不好，如果嘉靖再多活个一二十年，也许就把他给埋没掉了。这种拍马屁的文章，也只有脸皮够厚才写得出来。

譬如那个擅长此道的袁炜，看见发生日偏食，心有所动，本是一件不吉利的事，他偏要上表祝贺，说：食仅一分，跟没发生差不多嘛，因此臣等不胜欢欣。

过了一阵儿，听说皇帝养的猫死了，赶忙又写悼词，说那猫，是化狮为龙——简直要晕死。

唉！读书人，你为什么不感到羞耻？

而张居正的才学见识，却是实实在在的。在裕王府讲读，也就是给裕王讲课，效果很不错。裕王很善待他，就连王府中的太监，也无不与张居正友好。据说，他讲课的时候，必引经据典，广设譬喻，讲得非常到位。裕王往往目不转睛地盯住老师，以表示崇高的敬意。王府的侍从大太监李芳，对张居正尤为尊重，经常向他请教。两人相谈，往往涉及天下事。

这一段实践，也见出了张居正的本事——善于和太监们周旋。他后来执政时，跟掌实权的太监关系处得很不错，从当老师这会儿就看出了苗头。

裕王的弟弟是景王，与兄长一样，都不是太子，于是两人的关系就很微妙。嘉靖皇帝早先立过太子，但是死了。按礼制，裕王就应该封太子，但嘉靖听信了道士陶仲文的话，相信所谓二龙不能见面，便长期不召见裕王，也不重新立太子，反而对景王很欣赏。而景王想要夺嫡的动向，在宫中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严嵩当国时，选储方面，倾向的是景王，而徐阶、高拱等人，则是拥裕王一派。那时，谁也说不清将来的变化，干脆就赌吧，反正事到临头可以据理力争。看来，徐阶把张居正安排到裕王身边，也是冒了一定风险的。

所幸，嘉靖四十四年（1565），景王忽然就蹬了腿儿，患病早亡，裕王才算坐稳了皇位继承人的椅子。这个结局，注定了幸运的大门迟早要对张居正打开。因为依照定例，东宫（太子邸）的讲官，将来是一定要被拔为阁臣的。

徐阶对张居正的前途下的这一注，就这么赢了。

张居正进入裕王府侍讲，应该说是接替了另一个非凡人物，就是高拱。这也是一位人中之龙。在某种意义上，两人就像一个翻版，志趣、才干、抱负、见解，无一不同。只不过跟夏言一样，刚有余而柔不足，所以，没有张居正那样的好运气。最终，只是一颗惊鸿一瞥的流星，直到落寞晚年，还为此愤愤不平。

高拱，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比张居正年长十多岁。仕途经历跟张居正一模一样，是学而优则仕。十七岁时，乡试夺魁，嘉靖二十年（1541）得中进士，又选了庶吉士，两年后当了编修。

时人评价说，高拱刻苦学习，精通经义，为文不好夸饰辞藻，内容深重有力。看来，也是个务实的人。裕王府刚一建立的时候，他就出任侍讲，一干就是九年，为岌岌可危的裕王出了不少死力，裕王将他视为最可信的人。

当时景王也想当皇位继承人。微妙时刻，朝野流言四起，情势汹汹，弄得裕王整天胆战心惊。不仅嘉靖有时候疑心他不轨，就连首辅严嵩也敢欺负他，竟然派了小严，来责问高拱和另一位讲官陈以勤：“听说你们殿下，对我们家大人不满意，究竟是为何事？”高拱等人强忍住气，竭力从中周旋。

高拱是性情中人，历来对严嵩不大在乎。一次严嵩在家中做寿，开宴时，傲然出场，百官都躬身迎候。高拱也起身，却当场笑出声来：“严阁老，这场面，下官怎么就想起了韩愈的斗鸡诗呢——‘大鸡昂然来，小鸡竦而待’？”话音方落，全场笑倒一片。严嵩不好发作，也只能打个哈哈：娘的，成了鸡了我！

后来，高拱离开王府去任国子监祭酒，裕王送了他很厚的礼，告别之日，竟哽咽难舍。以后王府里无论大小事，裕王都要派太监去问高老师。一次，想老师想得太厉害了，就让太监送去一幅字，上写“怀贤”两个字；不一会儿，又派人送去了两个字，是“忠贞”两个字。的确，世态炎凉中，高拱显然当得起忠贞之士的名号。

张居正的仕途，几次都和高拱凑到了一起。在裕王府是同僚，在国子监又是同僚，修《永乐大典》还是凑在一起。每次，他都是担任高拱的副手，对高拱以兄长事之。

两人气味很相投。当时有人说，他俩是彼此鼓励，以豪杰自许，相期定要双双入阁，好好干上一番。

两人对嘉靖朝的弊政，都看得很清楚。官场废弛，边防涣散，民力疲惫，这些他们心中是有数的——等我辈上手再说吧。

每读史至此，不由得让人感慨丛生。想那史上的读书人在年轻时，大抵都有雄心大志，不说是想上凌霄阁吧，想着未来做一名督抚，总还是小菜一碟。哪里知道，人之命运，全不由自己把握，甭说督抚，就算以州县吏相期，也可能都是黄粱一梦。有那极少数梦成了的，也差不多锋芒尽失，几成圆滑老吏了。

万千诸生，遥想当年周公瑾，意气风发，只怕是徒有羡慕情吧。

在相对祥和的气氛中，时光堪堪来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这一年，有几件大事值得一书。

严嵩被扳倒后，政坛看似祥和，实际上嘉靖的老毛病没改多少，照旧是装神弄鬼，且愈演愈烈。我们也知道，古代历来都是皇帝好什么，臣子就忽悠什么。那时候，各地都争献“祥瑞”（上天赐给的吉祥物），比方，发现了什么冬至甘露、乌龟蛋、白毛雀等，都要飞马传递，驰送京城，硬说是出自老祖宗皇陵上的。

每逢此，嘉靖都欣然接受，不疑有他（谁还能怀疑拍马屁的）。因此，一有祥瑞来，礼部官员就赶紧奏请，让百官给皇帝进贺表，又郑重其事地告太庙（放到祖宗庙里供着）。

事情就这么越闹越离谱。有一次，嘉靖晚上坐着发呆，一回身，看见身后桌子上有一只新鲜桃子，就问：桃从何来？贴身太监善于逢迎，灵机一动，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符合牛顿定律）。嘉靖大喜：“哦，天赐也！”便立即下令，举行五天的谢恩大典。庆典还没完，第二天，天上又掉下一个桃来！而后，宫中养的白兔白鹿，又接连生崽儿，真是好事连连，朝中为此忙了个不亦乐乎。

太监见嘉靖确实糊涂了，就干得更起劲。没两天，又放了几颗药丸在他床上，也说是天上掉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