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分开后，一会儿便从花园里传出了阿巴贡痛苦得发狂的呼喊声，喊出了一段有名的独白：

捉贼！抓凶手啊！抓杀人犯啊！我完蛋了，我的脖子让人割断了，我的钱叫人偷走啦！……我那可怜的钱啊，我亲爱的朋友啊！他们硬从我手里把你给抢走啦；你没了，我还活在世上干什么啊？我要死，我死了，我已经入土啦！你们没人肯告诉我是谁偷的吗？我要去报告法庭，我要请法官来审问全家的人：女仆、男仆、儿子、闺女都得审，连我也得审。你们不管谁我瞧着都可疑，都像偷我钱的贼。把你们全绞死才好。我求你们告诉我那个贼在哪里？如果我不能把钱重新找回来，我自己也得去上吊。

阿巴贡跑到法院找来了法警，说要把全城人都抓来审问。法警要先审问他自己家里的人。先审了雅克，他一向讨厌拼命拍主人马屁的瓦赖尔，便瞎扯说刚才看见瓦赖尔在花园里踱步来着。

阿巴贡立即信以为真，正巧这时瓦赖尔喜气洋洋地来了，大概想出了把爱丽丝娶到手的法子。阿巴贡一看见他就大骂，说他骗了他。瓦赖尔以为阿巴贡是发觉了他同爱丽丝的爱情，便干脆地承认了下来。而阿巴贡呢，以为他承认了偷东西，这样，两人误会人之间便展开了一场有趣的对话。

直到最后，当阿巴贡得知他偷的宝贝原来是他女儿时，那怒气不但没息，反而更加高涨，恨不得吊死他！

阿巴贡替女儿找的未婚夫昂赛米老爷来了。这时瓦赖尔已经知道阿巴贡认为他偷了钱，断然否认，并表明身份，说他其实根本不是出身低微的仆人，乃是贵族托玛爵爷之子。

阿巴贡当然不相信，昂赛米老爷凑了过来，说他认识托玛爵爷，他们全家已经在16年前的一次海难中去世了。

瓦赖尔便说起了自己的身世，他如何被救，如何到了这里，并说他父亲的红宝石图章、他母亲套在他臂上的一只玛瑙镯子等都可以作证。

一直在旁边听着的玛丽亚娜发出了惊喜万分的呼喊：“哥哥！”

原来她就是瓦赖尔在那次海难中“死去”了的妹妹！她和母亲同样被救了。

当她说罢她的身世时，已经在一边激动了好久的昂赛米老爷扑了上来，他就是他们的父亲托玛爵士！一家人沉浸在团圆的幸福之中。

阿巴贡可不管这些，满脑子还是他失踪了的五万法郎。

站在一边同样高兴的克雷央特这时说话了，他告诉父亲，只要同意他娶玛丽亚娜为妻，就让钱箱完璧归赵。原来钱箱是他伙同仆人藏起来了。打算用它来“交换”玛丽亚娜。

昂赛米老爷也来劝阿巴贡同意这两桩婚事。阿巴贡为了拿回钱，就答应了，条件是两桩喜事都得由昂赛米老爷掏钱来办，此外还得替他做一身新衣服在办喜事那天穿。

西方戏剧史上，莫里哀诚然是最伟大的喜剧家，他的作品也最好地诠释了何谓喜剧，即喜剧之成为喜剧所应当具备的元素，这些元素大致如下：

一是喜剧具有违背常理或者说理性的表面形式，这是它的核心，二是最后的结果必须能够避免与克服这个核心。所谓谎言、伪装、欺骗与不协调等其实都是用来表达喜剧中违背常理的特征，而喜剧最后皆大欢喜就是对于这个违背的克服。

可以说，莫里哀的喜剧无不体现着这些特性，我们拿前面的《吝啬鬼》来说吧。吝啬是生活中在许多人身上常见的品性，它通常并不能导致喜剧性的特点，也就是说它并不能令人发笑，一般而言只会令人讨厌。然而当我们看到阿巴贡的吝啬时却不能不感到“好笑”，这就是其喜剧性的基础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因为阿巴贡的吝啬达到了违背常理的地步，简直令人匪夷所思。例如他把自己的钱埋在花园里，连儿女都不让知道；接客时为了省钱，请十个人只让按八个人的准备；酒也让多掺水，还要等客人口渴时才倒。当他的钱被偷了，一般来说是值得同情的，但他那如疯似狂的表现非但不能令人同情，反而只会让大家莞尔一笑了。他撕心裂肺地大喊大叫：“我完蛋了，我的脖子让人割断了……你没了，我还活在世上干什么啊？我要死，我死了，我已经入土啦！……我要去报告法庭，我要请法官来审问全家的人：女仆、男仆、儿子、闺女都得审，连我也得审。……如果我不能把钱重新找回来，我自己也得去上吊。”正是类似的吝啬达到了不理性的地步才令得阿巴贡的吝啬具备了喜剧的色彩。

除此而外，那结局的完满也是它成为喜剧的关键要素。如果阿巴贡终究失去了他的钱，他的儿女和相爱的人不能终成眷属，那么它就不是喜剧，反成悲剧了。因为喜剧，顾名思义，不但过程令人发笑，那结局也应当是“喜”的。

以上两者是喜剧的两个基本特点。莫里哀之所以能写出如此杰出的喜剧，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因，例如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当他要描写一个吝啬鬼或者一位生怕老婆不可靠的丈夫时，他必须首先对这类人有深刻的了解，了解他们是怎样地看重钱财、怎样地成天担忧妻子给自己戴绿帽。一句话，要做一个成功的喜剧家，首先要成为一个敏锐的观察者。莫里哀做到了这点，也正因为他有这本事——在他的剧作中对法国社会各阶层深刻而生动的描绘，他被伏尔泰称为“描述法兰西的画家”，得到了法国人历久不衰的热爱。</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