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辽国现在真是风雨飘摇，外有强敌，内有反贼，若不是马人望这样的忠臣在努力维持，国家恐怕早就分崩离析了！

马大忠臣提到的“渤海奴”就是大辽南面诸道路州的反贼主力了。

辽国是一等契丹，二等汉人，三等渤海，四等女直，五等阻卜。女直和阻卜虽然名义上还不如渤海，但是大部分女直和阻卜人都是契丹人以及汉人大族压迫不到的贱人。因而三等渤海就成了大辽国中事实上的最低等的贱民了。

而且，契丹人当年灭亡渤海人的海东盛国渤海国时，为了煽动战争，还宣称渤海人是契丹人的世仇——大约是唐朝和武周的时候渤海国参加了唐朝的反契丹同盟，可这事儿挑头的应该是汉人，不知怎就恨上了渤海人？总之就是和后来的七大恨八大恨差不多的借口。

而借口说得久了，仿佛真的有了仇。于是在契丹灭渤海之后，渤海人的地位就特别低下了。哪怕是六个渤海右姓也根本不能和汉人的燕四族比，虽然也可以当官，但是油水缺基本没他们的份儿。

另外，在灭亡渤海国后，契丹人对渤海人采取了强制迁移的政策，把上百万人迁移到了辽西和辽东，还有一些被分给了契丹和奚人部落充当奴隶。历史上的渤海国本是一个汉化程度很高，有着比较发达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国家。在渤海灭亡之后，渤海的工匠几乎都沦为了契丹的奴工，契丹的宫帐、部落，还有汉人控制的五京计司下面手工作坊中，都有大量的渤海工匠。

和宋朝的工匠不一样，辽国的工匠是真正的“末业”，大多是官营和部落作坊的奴工，生活极其悲惨。

而渤海农民的日子也一样不好过，他们不仅是契丹人的奴隶，而且还是渤海右姓们的奴隶，基本不可能有自己的土地。除了收获大部分要用来缴纳租税之外，他们还要负担沉重徭役。

比如为契丹人构筑城墙，以及用海船输送粮食到析津府——这一百多年来也不知翻了多少船？

此外，契丹人还有一个“头下军州制”对渤海人的打击也非常沉重。所谓头下军州制就是一种农奴制，就是仿照中原州县的形势，把打仗俘虏来的人口（主要是渤海人）转化为契丹、奚人贵族和部落的农奴。

至于渤海右姓，在渤海国刚刚灭亡的百余年间，还略有优待。但是辽圣宗、辽兴宗时代，渤海人聚居的东京道地区开始实行汉制。盐铁专卖，各种税收也向汉地看齐。结果自然是大大侵害了渤海右姓的经济利益。

据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个公式用在渤海人身上肯定是对的。

自从渤海国灭亡以来，各种各样的反抗就没停止过。其中最大规模的反抗发生在辽圣宗时期，渤海人聚居的东京辽阳府发生了以渤海王族后裔大延琳为首的大起义，义军一度声势浩大，攻占了辽国东京辽阳城，但是却在沈州被汉人将领张杰击败，同时东京副留守王道平和黄龙府兵马都部署黄翩又拒绝相应大延琳，使得渤海人的起义陷入了三面受敌的困境，在坚持了一年之后彻底失败。

经过这一次大起义，渤海人在大辽国内彻底沦为了贱民。而汉世大族则通过镇压和出卖渤海人的起义得到了契丹人的信任……汉人和渤海人之间也陷入了互相敌视之中。

如马大忠臣这样的汉人大官说起渤海人直接就是“渤海奴”了，渤海人在背后则管马大忠臣这样的人叫“汉奸”……

在马植的老家大凌河一带（医巫闾山），也有不少“渤海奴”，大多是工匠。因为大凌河地区是辽国的手工业重镇，有不少的官营瓷窑和织户，基本都是饱受压迫“渤海奴”，经常会做一些破坏民族团结的事情。

医巫闾山马家作为大凌河一带的大族豪强，自是经常和这些“渤海奴”发生冲突了，可以说是双手沾满了渤海奴的鲜血！

而大宝剑此人——兴许是个化名——则是一个邪恶的反贼，据说是大氏王族的王子，善使宝剑，还有一批忠心耿耿的手下，专门砍杀“契丹豺狼”和“汉奸”。最近好像跑到了大凌河一带，所以马人望早就下令族中的壮士和门客去捉拿此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