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派似乎已抛弃了十年前对艺术宽容的祈求，他们对热潮诗的批判极为严励。

《“汪国真热”实在是历史的误会》一文，就是代表。该作文作者断言汪诗堕落成了奴婢和戏子；对汪国真的“我的诗以读者为重”的观点十分反感，指责汪“使诗歌从主体的地位上落下水来，充当了教化或某种世俗需要的工具”，导致“诗歌良知的湮没”，、至少使中国诗歌倒退了十年“－－面这十年的“一切，正是中国现代诗歌自“朦胧诗”起到新生代诗人历时十余年痛苦追求才终于获得的”。

这位论者的情绪太激动了，简直与汪国真不共戴天。

这是“先锋”对热潮诗态度的最鲜明的表现。

诗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其“本体”必须受到重视。但如果因此而将诗歌与社会、读者硬性疏离开来，这样，诗“纯”得可观，也空虚得可以。

此文的作者宣称，“先锋诗歌的探索者逐渐将目光由外部世转向内部，对生存进行更为深邃的体验和把握。这一探索无疑应当受到尊重，但请问；作为被探索对象“生存”，一旦离开了社会，还能“生存”吗？

诗就是应当以读者为重，要不写来干什么？就算大作“纯”到100%，也得有人去欣赏。“诗歌良知”出自诗人的良知，宣扬真、善、美，鞭笞假、恶、丑是其特点。

所以诗歌不应当回避教化的责任，应当敢于面对“世俗”。如今“世俗”这一阵地已被离奇的武打小说，扭扭捏捏的流行歌曲占据得太多了。如果诗能进驻，让这上“世界”中的“俗”少一些，是大好事。

“先锋”所强调的本体，实际上就是指艺术性，这与“教化”及“世俗“并非一定相克。

热潮诗追求两者的结合，而且已取得了可喜成功。奉劝这位朋友：不要再怀恋1986年那次“空前规模的集结”了，因为那不是“先锋”的光荣，而真正是“绝不为严肃的诗人所认同的”，“对语言的施虐”，上文所列举的大白话、大“黑”话、大粗话就是证明。

说实在的，如果没有这“集结”，广大读者不会如此热烈欢迎席慕蓉、汪国真，不会出现热潮诗。

热潮诗在“传统”与“先锋”对峙的峡谷中滚滚而流，热浪拍击着峡壁。不管峡壁发出什么样的回响，也不能阻止它前进，它迳直泫进众多读者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