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符号学……

符号学这个中文词，是赵元任在1926年一篇题为“符号学大纲”的长文中提出来的，此文刊登于他自己参与创刊的上海《科学》杂志上。

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符号这东西是很老的了，但拿一切的符号当一种题目来研究它的种种性质跟用法的原则，这事情还没有人做过。”他的意思是不仅在中国没人做过，在世界上也没有人做过。

虽然索绪尔已经在1913年日内瓦大学的课堂上提出了semiologie，他的讲课笔记要到1916年他去世后才出版，而引起学界注意，则要到1930年代。

皮尔斯的semioticd学说省钱没有达标，亦是30年代莫里斯进行系统介绍才广为认知。赵元任在此文中说，与他提出的“符号学”概念相近的词，可为symbolics、symbology或symbolology，可见，他的确是独立于索绪尔或皮尔斯提出这门学科，应当是符号学的独立提出者。

赵元任之后，“符号学”一词在中文中消失几十年，再次出现于中文出版物中，要到新时期。与五六十年代相同，这一阶段“符号学”依然只出现于外国哲学语言学的翻译介绍之中。1978年方昌杰翻译著名学者利科对法国哲学的介绍文章，是符号学重现于中文的第一篇文字。

真正中国学者讨论符号学的第一批文章，出现于1980年代早期，如胡壮麟《语用学》、岑麒祥《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和他的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徐志明《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徐思益《论索绪尔的语言哲学》等。

此时的“符号学觉醒”集中于索绪尔语言学，关心者大致上也来自语言学界。

真正把符号学当做一门单独的学科来讨论的，是我国著名东方学家金克木1983年在《读书》第五期上发表的文章“谈符号学”。

这篇文章是印象式的漫谈，论点有点散乱，但却是中国学者第一次拿出自己的观点来，不再是仅仅介绍国外理论。80年代中后期，随着“文化热”的迅速升温，国内学界对符号学的兴趣陡增，各界学者开始应用于不同学科之中，为符号学在中国发展做了一个良好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