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说起来这个，”袁姐叹了一口气，“我带着他从派出所出来，当时我还没去医院呢，身上还没包扎呢，也是疼，我就说了一句，大爷呀，咱以后可接受教训吧，咱可别再惹事儿了，你当他怎么说？”

“他怎么说？”

“他别扭半天，最后跟我说，他瞪着我说… …”袁姐顿了顿，“他说，就赖你。不是你，我不能进派出所！”袁姐话音刚落，眼圈一下红了——我从来没有看见她这样过，她被委屈了：忙了一大遭，身上受了伤，最终得到居民这样一句回答。

我一下子愣住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接茬，更难以找到合适的语言去安慰她，我这样想起孙莹莹被少年们拿掉了帽子和假发之后，狼狈地从文具店里往外逃，含泪对我说的那句话，她说她就不该从家里出来。比起来老李头子，莹莹讲话还对我留有些许 仁慈，但是我也并没有得到比袁姐更高的评价。我们是一对难姐难妹，挫败感十足，灰心丧气。

我到底还是哭了起来。

就趴在袁姐的床头，脸蒙在她的被子里。我心里替她不值，也为自己难过，我觉得累，觉得没有办法，觉得满怀的热情被熄灭，冰冻，我打里面冻得瑟瑟发抖。

袁姐身上还有伤，哪里都疼，费了半天劲才找到合适的角度拍了拍我的肩膀，让我好好地哭了一会儿。

“那怎么办呀？”终于我抬起头来，喃喃地问这个大我十四岁的前辈，想要向她讨点主意。

袁姐扒了一个我带来的橘子，放了一瓣放在嘴巴里吃掉：“哪能怎么办？我先休息几天，身上伤好了还得继续上班呀。不能因为一个人或者两个人说咱们不对了，就撂挑子不工作了，我不还领着一份工资呢嘛，对不对？”

我用毛衣的袖子擦了一把眼泪，点点头，说的也是。

有人摁门铃，我去开门，是袁姐家的保姆，来上班顺便买了菜，进门就忙活起来。袁姐告诉她，今晚上孩子在学校的课外课停了，让她做完饭就把孩子接回来吧。保姆说行，你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