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在北平扶持了所谓“维新政府”，又成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一种纸钞，名字叫“联银券”。因为急于出笼，刻制券版是来不及了，用的还是过去大清银行留下来的钢版，改了抬头的行名，再把摄政王的画像换成黄帝、关羽、岳飞和孔子。

虽然印制粗陋以至于儿戏，但有日军的枪炮帮扶，照样在沦陷区收兑老百姓手里的法币，拿到租界外汇市场上抛售，一方面打压法币汇价，另一方面套取美元与英镑，大肆收买物资。

再加上乱世生存艰难，实业或者房产都不可靠。所谓投资，也只剩下投机一条路。就算是在租界，甚至国统区，手里称几个钱的人也都在跟风卖出法币，想赶紧换成英美纸钞或者金银之类的硬通货。

法币的汇价就这样一路跌下去，仅仅几个月功夫，就从最初的一元兑英镑十四便士半，到跌破一先令，再到八便士上下。

重庆政府紧急照会各大银行，开始限制外汇买卖。但外行未必听他们的，中、中、交三行里又有太多可以绕开禁令的人，甚至连官家自己也在想怎么把钱赶紧转出去。所以这风潮一时间根本控不住。

消息传到顾问室，几个研究员都有种果然如此的感觉。虽然不是什么好事情，但也不出意料。结论总归只有一个，短则数月，最迟不过年底，法币估计就挺不住了。如今之际，唯有倚靠英美的帮扶才有一线生机。

不一定。钟欣愉却还是那样想，但也还是什么都没说出来。

她只是继续关注着国内电报过来的数字和相关新闻，与之前那份报告里的分析做比较。甚至还有日本的报纸，她起初请人翻译，后来干脆自己开始学日语。

除去此地的工作，程佩青仍旧在申商储行任着董事，常有些合同、书信从上海那边过来需要处理，也都是她在帮忙。

她于是便成了顾问室里最忙的人，常常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从来不与人闲聊，有时用一杯咖啡充做晚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