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的几天，报纸上不断登出新的消息，日军已经占领了东三省。

欣愉去银行上班，电车一路开过去，到处都能看见有人集会游行，搭了台子站上去讲话，拉出各种各样的横幅——“山河破碎，抗日救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 “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海陆空军！”

日商码头和日商纱厂的工人也开始罢工退厂。各界人士都派了代表在报纸上发表宣言，号召整体罢工、罢课、罢市。

紧接着便有不少大学停了课，成百上千的学生跑到南京去请愿，见了蒋介石，又见了于右任，提出“对日宣战”的要求，但得到的只是“一定尽职办理”的承诺，以及“用心读书”的规劝。

于是，罢工、罢课、罢市的浪潮不见停息的迹象。于是，又像几年前一样，巡捕房派了大批印捕华捕出来，用警棍和水枪冲散人群。

南京路是最热闹的地方，自然最不太平。女子银行里的人也担心起来，比如要是哪一天当真被迫停止营业，薪水是不是会停发或者打个折头，只发一半

隔壁位子上的老柜员知道欣愉在沪大读书，总以为学生都是激进分子，话里有话地说：“你们勤工俭学的倒也算了，我们可是要靠这点钱养家吃饭的……”

欣愉不知该怎么回答，只觉一切都有其道理，一切又都无能为力。

也是在那一天，傍晚下了班，她和沈有琪一同回杨树浦。

她们在二路电车上看见一个外国人。那人三十多岁，戴一顶礼帽，西装外面披着风衣，看起来完全不是落魄的外国阿飞模样，却和她们一样，坐了二等车厢。后来，她们在外滩总会换了八路车，又看见了这个人。

沈有琪也注意到了，偏过脸来，轻声对欣愉耳语：“这幅打扮，是不是巡捕房的暗探啊”

欣愉摇摇头，答：“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