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看起来不需要解答的问题，实际上在成国的那一瞬，已经有了解答：在邦国建成的那一瞬，每个人都将一部分的生命权交由了律法与邦国，比如杀人之后自己的生命，所以这便是资格这便是原因。”

“你放弃了这部分的利，得到的是自己不容易被杀的利。那么这难道不是于害中取小吗？”

“这就如同商人的竹契一样，只不过这竹契没有写出来，以至于每个人都认为理应如此罢了。”

“墨者在沛地行义，这很好。可如果没有律法、没有对错，墨者并不行义，而是劫掠你们的钱财粮食，难道你们可以对抗吗？你们谁能打得过刚才台上的骆猾厘？”

“假使真的这样，总有一天你们会想，反正都要死，不如聚集到一起，杀死骆猾厘。可如果杀死他，后面还有这样的强者怎么办呢？”

“于是你们便会聚在一起，约定出对错、惩罚、律令，出让自己的一部分利，以为了今后长久的利，终于邦国、国君、律令慢慢就这样产生了，并且形成了听命国君遵守律令的习惯，你们可能不知道先祖是为了什么才凝成了国，但听从的习惯却保留了下来。难道不是这样吗？”

他大声地陈诉着，尽可能用浅显易懂的话，尽可能掺杂上墨者的道理，也尽可能暗中掺杂了一个大陷阱：听命国君只是习惯，倘若国君不能履行当初结成国的目的时，又该怎么办呢？

听上去并没有什么大逆不道的话，可适已经在无形中瓦解了国君权力的神圣性和理所当然，而是朝着一条引诱众人思索和争取自己自私利益的道路上铺开。

墨者谈爱，出发点是利；墨者谈义，出发点还是利。

天启的天志鬼神希望爱与义，那只是辅助；世俗的兼爱是得到更多的爱、非攻是得到更多的利才是根基。

墨者很功利主义，兼爱交利、贵义尚利、义利统一是墨者的义利观。

墨者终究是以利推导出了兼爱非攻，所以这样说在墨者之中极为顺畅。

适违心了自己相信的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将私有制作为一种不可变更的“天帝赋予之权”引导出人们对国家的定义和思索，所有这一切的推论都建立在这种“天帝赋予之权”之上。

法律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但在这里被适篡改成了抹杀了阶级性的普遍适用的“公共意志”，也正符合此时私有制、小农、私营小生产者大规模出现的时代，他们的“意志”需要被体现。

这种公共意志的基础，是利，是更多的利，是趋利避害，是舍小利而得大利的选择。

正如墨者在沛邑市井与那些手工业者们先讲了墨者定义的“权衡之权”且很容易被那些手工业接受一样。

适的这番说辞最先被接受的，也是那些聚集于此的沛邑手工业者，以及那些被灌输了私田制度是此时乐土的商丘村社的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