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不同的是庾亮黄门骤幸、殊无事迹，阴谋于内，祸乱及外，小巧拙用，不胜于大，满腹荆棘，伤人害己。

而沈大将军则不然，冲幼救父、及长救君，却强梁之催压，挽大厦于即倒，定祸乱于阙内，宣威胜及四边。璞质深沉，心计渊博，胸怀之内阔藏山河，人入其中，茫然不觉，迷途难出，遂成爪牙。

当然最后这一段评价不是什么好话，但就算是对沈大将军看不顺眼的那些时流们也不得不承认，沈大将军心计之深沉，已经不是寻常人能作度量。

中兴以来，权臣频出，往往会与皇权以及依傍皇权的世家产生摩擦与碰撞，王敦、庾亮包括因擅作废立逆谋而伏诛的诸葛恢，但他们无一能够达成沈大将军当下这一局面。沈大将军对于皇权已经不再是抵触或者僭越，而是完全的囊括、包容。

崔卢二人虽然归国未久，但通过近来与时流的交谈，对行台目下这种状况也渐渐有所了解。而随着他们了解的越深入，对于沈大将军的忌惮或者说钦佩就越深。

由古至今，生人种种权力，父亲对儿女、丈夫对妻子、师长对门生等等，当中最高无疑是君王对臣民。但是在南国则不然，所谓行台不行、明堂黯淡，君王的权力已经萎靡到了极点，而臣子之权力与威望却达到前所未有之高。

之所以会有这种局面，自然还是由江东特殊的时局所造成的。可以说中兴以来，皇权便始终不振，王与马共天下、庾与马共天下，虽然是立足于互惠的分享上，但对皇权始终是一种残害。

而在沈与马共天下的局面达成前，以沈大将军为首的北伐派由于在北方已经可以说开拓出一条复兴之路，然而以琅琊诸葛氏、王氏为首的越府余孽却仍贼心不死，垂死反扑。

这一次逆乱虽然被成功镇压下来，但却透露出来一个很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旧年以皇权为基础的这种统治构架已经不再稳固。皇帝已经没有了再去统合各方力量复兴社稷的威望，沈大将军却拥有。对于世道而言，皇帝可以没有，但沈大将军却决不可缺。

当然皇权羸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王业客寄。三国乱世一统于中朝，江东归治最迟，兼之中朝统一太短，东吴在常人的观念中仍是所谓的异国。甚至就连元帝司马睿在世时，都常常忧叹寄人篱下，全无君实。

至于沈大将军所以威望登极，还不在于江东朝廷内部的权斗博弈，而在于北伐的外功。君王所居，乃是强臣庭院，旧业光复，俱为强臣勇争。皇权垂下，自然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从这一点而言，沈大将军目下所达功业，已经超过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魏武曹操。曹操还是难免窃汉自肥，幽持君王的指摘，毕竟曹操也是出身世受皇恩的三公门户，而中朝之于江东吴兴沈氏，或有覆其旧国之仇隙，却少恩幸之殊加。

在了解南国时局种种之后，崔悦、卢谌等人也隐隐有猜测，或许他们被行台传召归国，便是沈大将军这最后一步的其中一个环节。行台素来用事刚猛锐取，少在人情方面过多依赖，对于北方这些旧姓门户也都乏甚关照，敢忤逆者如弘农杨氏更是屠其满门。

虽然眼下行台也不乏旧姓世族子弟任事，但这些人却是各凭才力、事迹而进用，如他们两人这样能够乍一回归便以尊位相授的情况，虽然仅仅只是虚荣而无实权，但也是绝无仅有了。

事之有妖，则必求非份。不过心中虽然有了这些猜测，他们却也不敢轻易吐露，最起码在沈大将军有确凿的意向暗示之前，他们也只能谨慎自持，不敢贸然争先。

沈哲子倒不知崔卢二人心中已经有了这么多的遐想，他将二人礼请归国，一方面自然是出于温放之的建议，另一方面也是自有打算，但也的确没有想得如崔卢二人私下联想得那么晦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