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时下乐府诗标准而言，沈哲子这首《行路难》自然难称佳作，声韵过于铿锵，感情过于浓烈，不好入乐。

时下诗风之所以靡丽婉转，其中一个原因也是便于与曲调相配以入乐，而咏歌者多为女子，缠绵悱恻尚可体现出来，太过激昂的情绪凭其音域也很难尽抒其秒。吴音多靡靡，南渡之后，建安诗风荡然无存。

但若是从意韵而言，沈哲子所歌非是一人之不幸，而是国运之倾颓，哀伤之极处转为慷慨激昂。在时下这样一个需要唤醒人大义节气的时节，却又能予人足够的感染。因而随着荀邃老迈的歌咏声响起，楼中越来越多人加入到这歌咏中来，很快便由这江中小岛蔓延至各方。

“行路难，行路难！血战中华地，重开两汉天！”

沈哲子为此应景之作，倒没有什么革除浮华靡丽诗风的雄心，毕竟凭眼下的他也根本难称什么文坛宗师。然而诗作的魅力就在于，哪怕是作诗者自己都不知会不会切中什么时弊，引得广泛共鸣。但这并不妨碍他因势利导，当听到外间江边隐有呼应之声，便连连以目示庾条。

庾条与沈哲子接触最多，心内已有默契，见他这个眼神，当即便有所明悟。疾行下楼去，唤过几名随员快速吩咐几句，然后将他们各自遣出。

过不多久，整个江边咏唱这一首《行路难》的语调便是大作，初时还只有庾条所安排的那些巡防兵丁唱咏。但一遍一遍响起，越来越多人加入到这慷慨激昂的咏唱中。男声苍茫浑厚，难称声韵之美，亦无礼乐之妙，甚至节拍都有参差，但当万千声线汇成一道洪流，亦足撼人心魄，沿着大江蔓延四方。

大江对面不远处，便是车骑将军、高平侯、徐州刺史郗鉴的行营所在。相对于对岸京口的繁荣，淮北这里的节庆气氛便要远逊许多，为了防备民众聚在一起滋生事端，郗鉴甚至派军沿江布防，禁止民众靠近大江。

由于新任中书侍郎流露出的忌惮之意，为了避嫌，郗鉴将过往淮北军在大江沿岸布置的许多据点和巡江军卒都撤回来。当然这其中也不乏要还以颜色的意味，毕竟如果没有淮北军监察大江，历阳叛军随时都有可能踏波东进。

虽然郗鉴也知历阳如今反叛，他自己是有些难以自辩的。但如今多事之季，中书如此忌惮于他，面子上召他过江见驾的举动都没有，却让他有些无法接受。若他真的有心响应历阳，京口岂能安稳！

其实如今郗鉴处境也是有几分尴尬，早年他在京口被京口各家侨门联合驱逐至广陵。这口恶气他暂时忍耐下来，过江后凭着旧望并人脉，纵横捭阖，快速平灭刘遐余部的叛乱。虽然还有前任中书安插的郭默于此处掣肘，但淮北的大局总算能够有所维持。

其实在郗鉴心里，始终存着一个念头，那就是过江重掌京口局面。京口是淮北的大后方，若是不掌握京口，那么他在淮北无论经营起怎样的局面，都将是无根之木，一旦羯胡大军汹涌而来后方又无以为继，再好的局面旦夕之间都会被摧毁！

而且当年被从京口狼狈驱逐到淮北广陵，与郗鉴而言也是一桩难以释怀的耻辱。他也知自己擅自过江影响可大可小，尤其在前任中书虎视各方的情况下，更是一动不如一静。因而也只是安心留在广陵，希望京口自己发生动乱。

过往数年，眼看着京口非但未乱，甚至有越来越繁荣的趋势。反而是他自己所镇守的淮北，各地守将与京口的联系越来越密切。郗鉴虽然是这些人名义上的上官，但流民帅自有其生存方式，他对此也只能劝告警醒而不能直接插手干涉。

正因如此，郗鉴不得不与王太保加深联系，以期在台中能有强大的呼应。若不然，长此以往下去，他在淮北将会更加可有可无。

就是在这样不乏煎熬的等待中，郗鉴终于等到了时局的大变故。虽然对于历阳之叛心中不乏惋惜，但郗鉴也深知，凭前任中书的为政风格，历阳不叛，其他地方也会生乱，比如他所镇守的淮北。所以郗鉴考虑更多还是勤王之事，至于私心，也是希望自家能够代表朝廷对淮北流民帅施以更牢固的羁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