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况皇帝向来讲求的是步步为营，不会学孝灵皇帝搞鸿都门学，并以此授官为吏、将经学士人阻绝于外的傻事。格物院的牌子挂在太学之下，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皇帝只想把它打造成一个新工艺的研究所和实验室，为朝廷提供先进的农业、军事技术，不会让其彻底撼动经学的理论根基以及士人为官出仕的途径。

很快，皇帝微行灵台，亲察地动仪、并为‘格物致知’做出新解，反驳郑玄的理论的消息传遍朝野。支持者有之，非议者也有之，大多数人都将目光集中到皇帝与郑玄之间的理念分歧，而很少有人关注由太学仆射潘勖带头组建、韩暨为主事、马钧为副手的格物院。

这正好符合皇帝的预期，而且在经过优秀官吏进修的吏治科、基层军官扫盲的教化科、以及英烈遗孤的蒙学等杂科之后，臣子们已经对皇帝给太学五科之外屡屡挂靠旁科的行为见怪不怪了。

只是仍会有人觉得奇怪，太学是什么时候开始从纯学术性变为综合性的教育机构的？

最初的时候皇帝不还明确表示太学要‘五科并举，首重明经’么？

这也是郑玄疑惑的问题，他这些天一直都在思考，无论是皇帝所提出的‘天子之责’、‘学以致用’与‘人心齐一’、还是最近对于‘格物致知’所提出的新解，这些都是皇帝对经书的独到见解，不仅反映了皇帝的为政喜恶、甚至反映了皇帝的思想。

郑玄这么久以来都在尝试着了解皇帝的为人、把住皇帝思想的脉络，直到现在，郑玄才算是渐渐明白了。

皇帝有中兴的壮志，也有相应的能力与实力，郑玄毫不怀疑皇帝统一天下、开一代盛世只是时间问题。也正是因为如此，郑玄才会选择来到长安，才会选择在太学论战中帮皇帝唱出一戏，为的就是他来时的初衷，同时也是他与皇帝之间不成文的默契。

“孝武皇帝有《春秋繁露》申天人感应之说、孝章皇帝有《白虎通义》定五经异同之理，故每逢太平治世，皆有大论出。”皇帝这回在天禄阁召见了郑玄，在座者还有太仆赵岐、光禄勋杨彪、御史中丞桓典、侍中崔烈、兰台令史蔡邕、秘书令荀悦等大儒。他们无不是今文经学大家，身上要么有着教导皇帝学问的重任、或者就是《皇览》、《东观汉记》等书的主要编撰者。

摆出这副阵仗，任谁都知道今天要议论的是什么事。

皇帝也不含糊，直接开门见山：“汉室中兴，此乃百年间仁人志士所心向往之的大业，方今天下，首重武功，但与此同时，文治也同样重要。文武并盛，才是治世之兆，前者所言《春秋繁露》、《白虎通义》皆是文治的菁华。如今朝廷矢志中兴，武功已经在绸缪之中，这文治也当始议了。诸公可愿为我的董仲舒、班孟坚，为圣人之学再开一部大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