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者并不止童大林和周市长，自觉轻松并觉得全国都轻松的高层不在少数。上至国务院，下至乡镇区县，不停的有人发表署名文章，抨击苏城和其他“危机论”者。

这些文章，或批驳、或宽慰，其中又以外经贸部的某领导的提法最有市场：“相信国家能够解决三角债问题”一度喧嚣直上云端。

就连秦筠私下里也觉得，三角债问题就算再严重，国家只要出面，就一定能处理好。

对此，苏城只能报以苦笑。任何政权，都有无法处理的经济问题。以中国现在的家底，要想处理三角债，就得由银行无限制的放贷，不仅再造通货膨胀，而且要承受更多的坏账和呆账。最糟糕的是，1990年的中国已经进入了通缩的通道，等于说，要想和平解决三角债问题，就得承担重回1989年经济的恶果。

这自然是不可能的。1989年近乎崩溃或者已经崩溃的经济，最终由全社会买单，而三角债问题再严重，也不过是由企业买单。

因此，和平解决三角债问题并非不可能，而是成本比爆发还要高。最终的结果，只会着眼于损失多少。

苏城觉得，提前两个月引发三角债的论战，也许能挽救一些有心人。至于泥足深陷者，就不是他所能影响的了。

3月刚过，天气乍暖还凉。

祁蒙等人风尘仆仆的回到了京城。连续走访了三个月之后，十数只调研组完成了摸底工作，集合在一个房间里，开始汇报工作，汇集结论。

这一汇集，所有人的脸色都变了。

情况之严重，实在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他们每个人都调研一个省到两个省，分别到下面的区县地区，以及国营大厂深入调查，得出的报告也是本地区的。在信息没那么通畅的情况下，互相之间也不好通消息，因此，调研组即使得到了糟糕的结论，也会私下里安慰，我们调研的地区可能是最严重的。

如今，大家的报告都出笼了，简单的互相印证之后，大家才明白，原来我们调研的地方，问题还不是最严重的。

或者说，每个地方的问题都是极严重的。

刚出差回来的人，本想报告一番就回去洗澡睡觉。可是把各地的数据一看，主任就发话了：“得，都别休息了，开会吧。”

连续两天，开了三场会。头天还是体改委的人，接着就包括了国务院和发改委，然后又增加了相关的部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