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巨额资金向农业想也不要想！靠工商来反哺农业还是无比遥远的事情，或许在龙谦有生之年都看不到了，怎么会提出如此愚蠢的建议？兴修水利是没错的，国家哪里来的钱去全国大修水利？培育良种也没错，那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龙谦要的是解放农村的生产力，就像他所知道的故事一样，用土地政策的改变来促使农业来一个大翻身，明显地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在解决民众温饱问题之后，还要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的支持。

邓公超显然完不成这个任务。这个人品德不错，或许可以当个县长，但绝对不胜任指导全国农业革命的重任。做什么事都有一个方法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路径就是人才，方法要自己寻找，而不是依赖上面。就像宁时俊筹建海军一样，必须有自己的思路，而且要保证思路符合最高领袖的总体框架。

龙谦断然换掉了邓公超，将其打发回了山东，他选择了民党成员于右任来接邓公超的班。

于右任是年三十一岁。他是同盟会员，但在同盟会不算是大人物。去年吴念第七师兵临西安促使西安兵变发生，于右任被捕，被拘押了一个多月，随即被点名释放，被“护送”到北京，龙谦接见西安兵变中的有功人员时召见了他，跟他单独谈了半个钟头。这是很高的待遇了，因为大多数人没有机会与这位国家的新主人单独谈如此长的时间，随后于氏被安排至经济局农业处工作，担任了邓公超的副手。

邓公超被免职后，龙谦与于右任又单独谈了一次，听了他对农业工作的看法，认为其人可用，于是又花了一个半小时讲述了自己在农业上的基本设想，随即委任其为农业处处长。

龙谦给农业处的任务有三条，一是用抽样的方法对农村土地及农民收入进行调查；二是组建大型的国有农垦农场；三是出台土地方面的政策。

于右任按照这三个方面的要求展开了工作，年前他用一个月的时间跑了山东及内蒙，春节前根据龙谦的指示又带人去黑龙江走了一趟，春节都是在关外过的，正月十五前回到北京，向龙谦汇报了调研的情况。

于右任肯定地说，在北满成立大型国家农场是可行的，吉林不必说，黑龙江北部有大片的荒地，人烟稀少，土地肥沃，满洲大豆是出口极为畅销的农产品，供不应求，所缺的只是人力和资金而已。他还指出，在黑龙江及吉林北部组建国家农场对于巩固国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建议龙谦学习历史上军垦的办法，一举数得。但他对龙谦反对在内蒙垦荒表示不理解，在他看来，内蒙已有不错的基础，放弃太可惜了。于右任还找出了满清近十年来内蒙屯垦的资料，试图说服龙谦第一步经营内蒙，然后再徐图北满。因为北满的土地虽有，但条件太艰苦了，很多地方——齐齐哈尔副都统辖区、墨尔根副都统辖区简直就是荒无人烟，更不要是更北面的黑龙江副都统辖区了。气候问题，道路问题，人口问题都限制着开发。

“开发”一词是龙谦的发明，于右任觉得很传神贴切。

“总统，内蒙的情况要好的多，为什么放弃已有的成果？太可惜了。”

龙谦没有回答于右任的提问，埋头翻阅着于氏整理的关于内蒙垦务的资料，他没有问这些资料是出自户部档案还是来自其他地方。鲁山进京后接管了满清六部档案——他们没有销毁，也没有带走，基本完整。

在内蒙实行农垦是因为庚子赔款的压力。当初山西巡抚岑春煊就上奏清廷，开垦蒙旗土地以解决财政亏空问题。刚从太原返回北京的慈禧立即降旨，着派贻谷驰赴晋边督办垦务。贻谷是满族大臣，时任兵部侍郎，办法是将蒙人合适种植的牧场低价收回来，在租给汉人务农，一转手就是大笔的银子进账。

1902年5月，升任绥远将军兼理藩院尚书的贻谷抵达张家口，组建了近代公司形式的清丈局和东西路垦务公司，在东起察哈尔左右两旗，西至乌兰察布、伊克昭两盟，南到长城，北至外蒙古的广大区域内实施垦务。

贻谷甩开膀子大干起来，跑马圈地，谁不对付就直接强征，抓了一批不服气的蒙族首领，还将闹事的丕尔丹砍了头。

贻谷搞了六年，据说成绩不小，但实际上缴中央财政的钱并不多，清丈局和垦务公司的账目乱成一团，贻谷本人被查，本来要流放新疆，最后则去了四川巴塘。据于右任的调查，内蒙垦务已有相当基础，应接手继续搞下去。

“我不同意继续在内蒙垦荒的理由你想不到，”龙谦放下了于氏整理的报告，对于氏那手堪称精品的蝇头小楷欣赏不已，“于先生，理由很简单，环境。如果大规模废草原而种地，必将导致土地的荒漠化。内蒙不同于北满，两地情况完全不同。我们不能只顾眼前不顾将来啊，你一定想不到北京漫天风沙是什么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