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日本方面也动了，未等袁世凯找上门，日本驻华公使跑到外务部，声称广州政府拘押了在广州经商的日本合法商人，对清廷提出抗议的同时，要求立即释放两名日籍商人。

袁世凯很快拿出了人证物证，但日本方面咬定是诬陷，拒不认罪。本着息事宁人的基本外交大政，电令周馥将两名日本人释放了。

“真是命好啊。”未参与广州之变决策过程的袁世凯心中叹息，镇南关之变更不能禠夺龙谦军职了，稳定广西，镇压暴乱怕是还要靠第五镇呢。

广州之变震惊了全国。但这次影响深远的刺杀广东军政首脑的事件很快被镇南关之变所掩盖，舆论及中枢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广西了。坚定地要借巡防营整顿而将龙谦赶出广东的孚琦被刺身亡，而预定将龙谦剥夺军权调入京师闲置的决定被无限期搁置。因为周馥的报告铁证如山，加上还有三个被捕的行刺者的身份被核实，中枢无人，包括精明过人的袁世凯都没有怀疑龙谦主导了广州之变。加上旋即发生了镇南关之变，清廷将解决内部军事问题转到了对付日益嚣张的孙文一党上了。

因龙谦的职务依旧，满清政府中枢策划得消除内部危险的一次极有可能成功的行动就此告终。假如没有法政路事件，清廷免掉龙谦军职的结果最坏就是战争提前爆发，且不说龙谦在军事上是否准备停当，发动反清战争的理由就不那么过硬。不要以为所有的汉人都像孙文革命党一样立志推翻满清。所有，对法政路事件反过来推测的历史学家们甚至认为以龙谦的性格，更可能接受清廷的命令，只身赴京做一只被监视的笼中鸟，而不会断然起兵。

当然，这些都是数十年后无聊的推测了。

时局越来越对满清不利，重大的事件连续发生，使得他们在失去慈禧的决策力后不得不更加疲于应付，对于转年后局势趋稳的两粤地区，中枢无力顾及了。

法政路刺杀案迷雾重重。两名日本人在被释放后遣返国内销声匿迹，直到二十三年后中日矛盾激化，战争一触即发，供职日本外交部的濑越宪勇再次出现了，接受了《朝日新闻》的采访，说1907年底的法政路事件是一个事前策划好的，针对大日本帝国的阴谋！他根本就没有开枪！至于为什么带枪，那完全是为了自卫。他对记者说，您知道，那个时候立志推翻满清的革命党策划了多起对满清要员的谋杀。我们这些居住在清国的外国人士大多带着自卫武器。

濑越宪勇声称，那件事唯一得利的是龙谦军事集团，其余都是输家。必须注意到由法政路事件带来的一个事实，那就是龙谦部队及由此衍生出的中国国防军对大日本帝国的极端仇视，在某些西方大国的背后怂恿下，将大日本帝国视为头号假想敌。从甲午之后十数年间两国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们刻意取得的中日亲善提携共进的良好局面被打破了，随着龙谦集团窃取了中国政权，一向爱好和平，以维护远东和平局面为己任的日本上空就笼罩着战争的阴云！

第三十九节 第十镇

12月2日发生的镇南关之变有蔓延之势。负责镇南关守卫之责的总兵陆荣廷派出的部队被起义军击溃，仓促之间，陆荣廷无法集结大军，添油战术是军事上的大忌，但陆荣廷在张鸣岐和周馥的严令下只能将手头的部队陆续派往出事地点，给了义军各个击破的机会。

巡防营士气本不高，训练装备又窳劣不堪，每败一阵，便助长了义军的一次军威。到12月7日，黄兴指挥的义军部队已经连下凭祥、宁明及龙州厅，广西全境震动。义军兵力迅速扩张至2000余人，从越南带入的枪支和屡次缴获的武器加起来有步枪近千支了。义军正朝太平府进军，下一个目标就是南宁。

广州及镇南关事件震动了朝廷。迫使朝廷将正在研究的将龙谦第五镇调出广东甚至罢免龙谦军职的计议搁置了！

中枢并不是没有对龙谦的怀疑。因为孚琦之死显然让龙谦得利了。但校阅广州保安团是孚琦的主意，地点也是孚琦选的，出席校阅仪式的人都是孚琦所邀请的，很难将事件的策划记在龙谦头上，何况龙谦还负了伤。

从另一个方面，刺杀的目标甚至是龙谦而不是孚琦。因为龙谦连续扑灭孙文乱党的举事，成为革命党眼中钉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孚琦已经殉国，再对龙谦做“组织”上的调整必然激怒已经不稳定的第五镇，何况还有广西正在恶化的局势？

之所以说第五镇不稳定，是因为该镇官兵因朝廷释放了两名日本刺客所引起。就在濑越等两人被总督府交给日本驻广州领事馆的当天，第五镇驻广州直属队的千余官兵兵围总督府，要求周馥出来对话，大骂周馥卖国。周馥害了怕，电话里求救龙谦，龙谦发了怒，派了曹敏忠去，总算将官兵们带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