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维新一帆风顺而中国的洋务运动举步维艰的原因在于，明治维新是实力强大的多数人推动的革命，自然过程顺利，而洋务运动则是少数远见之士的奋力挣扎，无法撼动顽固的大多数。推翻幕府是上下联手多数人革少数人的命。日本年明治维新时，幕府的势力极为脆弱，陷入极端孤立的境地，维新势力以及中下级武士为核心，抬出天皇为旗帜，与反幕府的强藩相联合，既有基地又有武装，广大市民和农民也积极参加和支持反幕府的武装。它联合了资产阶级，封建藩主、农民等阶层，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去迅猛的速度推翻幕府的统治，把大权还给天皇，进行改革。”
“请先生讲下去。”
“明治维新得以成功因维新主体是实力强大的武士商人联盟，洋务运动是清朝少数有远见的官员唤不醒多数人的苦涩尝试。洋务运动是少数人发起的自救运动。在闭关锁国的中国，还有更多的未开明的士大夫、官僚主义强烈的反对这种‘崇洋媚外’的做法。顽固派痛诋洋务派提倡的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使用‘用夷变夏’的洪水猛兽。据说，恭亲王奕訢设立天文馆时就遭到了顽固派的强烈反对。”
“最后，底层社会近代化的效果：明治政府能比清朝从底层拿更多的钱，而朝廷为洋务运动新政横征暴敛却导致了广大农村民生凋敝。”
洪粤诚说的口渴，许思见状，立即拿起桌上的茶壶为他续上了水。洪粤诚对许思点点头，“毫无疑问，在利用国家力量发展西洋实业的时候，明治政府与清政府都遇到了钱从哪儿来的问题。两者的解决路径也是如出一辙——压榨农民。但为什么明治政府就能从农民那榨出更多的钱来？”
“正是我的疑问。因为任何一项改革都是利益的再分配。”
洪粤诚很惊讶龙谦的这句话，许久才点点头，“提督大人此话极有见识。1873年，明治政府正式发布《地税改革条例》其内容主要为，1、把课税的基准从原来按不稳定的收获量改为按一定的地价；2、将实物缴纳改为货币缴纳，税率定位地价的3；3、规定土地所有者为纳税人。这里的核心是地价的核定，站在官府立场，核定地价当然要极力提高，这样才能带来更多的收入，为此，日本很是乱了一阵。但受损失的是地主而不是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而在满清混乱的财政和财政管理之下，康熙帝当年定下的‘永不加赋’的承诺，虽然是清政权的立国之基，却也成了过期作废的旧船票，无法登上‘上下交征利’的新客船。当然，康熙的承诺既然如此庄严，后世继位之君就必须在表面上予以维持，‘赋’是不会加的，增加的只是‘附加费’！遍及全国，名目繁多，令农民们不堪重负。各地虽变相加征田赋，却都刻意回避田赋二字，以便维持康熙皇帝的庄严承诺。一时间，‘亩捐’、‘抵征’、‘漕粮加价’、‘规复钱粮’等新名词层出不穷。而且，越是鱼米之乡，负担越重。田赋之外，各级政府还在民众日常必需的食盐上大做文章，‘盐都吃不起了’，成为民生艰难的最生动写照，由此推动了整体物价的飙升。”
“讲得很清楚。但日本下层为什么比我们更能承担更重的税负呢？”
“这个问题提的好。简单的说就是公平。1878年-1880年，明治政府实现了日本近代地方制度上的三新法体制。明治政府通过对原来无秩序的府县财政组织化和制度化，即征收权的强化、税源的确保和费目的法定，实现了地方财政制度的初步近代化。公平的赋税制度，即使重一些，民众尚可接受。有一个例子，当初，英国比法国相比，英国政府平均税率比法国高得多，但英国的税法很公平，而法国在当时是有很多人不交税的，比如贵族。英国的社会结构在很长时间内比法国稳定的多。”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洪先生，您认为我们搞的新政运动会是什么结果？”
“很显然，清朝将走向离心分裂。”洪粤诚肯定地说，“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走向了两个方向。明治维新随着近代化国家建设的推进，一个高效集权的中央政府建立了起来。而为了维护旧格局产生的洋务运动，却导致了地方实力派的坐大，埋下了后来军阀割据的祸根。随着镇压太平天国，朝廷中央的军权与财权都逐步地下放到地方。在洋务运动中，由军事发家的地方大员凭借雄厚的军事力量为资本——这些军事力量用以之称清廷的统治——从中央不断分得财权，壮大自身的力量。以李鸿章为首的地方实力派掌握了绝大多数的洋务企业，增强了与中央进行对话的资本。随着中央势力的绝对弱化及帝制时代忠君思想的丧失，地方渐渐飞扬跋扈，不受中央节制，最终发展为军阀割据的局面。”
说到这里，洪粤诚意味深长地看了龙谦好一会儿，龙谦则面无表情。
“而日本统一的唯一道路，即废除立于封建制度上的藩和藩知事，改为朝廷直辖的郡县制度。维新政府分阶段解除了原藩国领主占有土地和领导人民的权力。随后又通过逐步改组政府，将大量旧贵族从中央政权中排挤出去。明治十八年的官制大改革，日本现代官僚体制逐渐形成，拥有近代国家机器集权而高效的特点。我的结论：靠中世纪的底层社会，想撑起近代化甚至现代化的上层，是不可能的。”
“啊，真是痛快。先生可否给龙某一个面子？咱们搞点饭，秉烛夜谈，不宜快乎？”
“我这里可没有什么好东西……”
“欧阳，你去搞点酒饭来。”龙谦下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