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在安徽官声尚好的恩铭对于徐锡麟有绝对的知遇之恩，如果没有恩铭，资历甚浅的徐锡麟绝不会坐上巡警学堂会办的位子。徐锡麟被俘后，对审问他的代理巡抚冯煦忘恩负义的责骂，徐锡麟坦承他确实受了恩铭大恩，但杀恩铭是为国家，不是为了个人。言外之意，他个人对于恩铭还是感激的。

赶到安庆的良弼命令立即处死徐锡麟，以儆效尤。

伤心欲绝的恩铭的家人提出了一个残酷的要求，要活剖徐锡麟的心肝以祭奠恩铭。冯煦感念徐锡麟在行刺现场放走了他，对手下做了暗示，先将阴囊击碎，待割头剖心之时，徐锡麟早已气绝。

鲜红的心脏被利刃剜出，祭奠于恩铭的灵前。这种野蛮时代的祭奠方式，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二十世纪的中国。

徐锡麟行刺恩铭的案件，拉开了改朝换代血淋淋的大幕。这件事很快哄传天下，光复会这个组织一夜成名。故事并未结束，因为徐锡麟的弟弟被捕后，供出了徐锡麟浙江的另一位同党，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

秋瑾，浙江山阴人（今绍兴），自号鉴湖女侠，生于1875年，与正在统军南下镇压革命的龙谦同庚。她幼年随兄长在家塾读书，好文史，能诗词，十五岁时跟表兄学会了骑马击剑。

秋瑾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跟随在湖南做官的父亲离开故乡绍兴，她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便结束了，根据父母的安排，秋瑾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与湘潭富家子弟王廷均结婚。王廷均的父亲是曾国藩的表兄弟，曾当过曾府的账房。

按照当时的风俗，秋瑾出嫁的年龄显然已经超龄了，这似乎反映出秋瑾的性格。如果不是后来丈夫的出仕，秋瑾或许就会做一个跟当时绝大多数女人一样的人生，侍奉公婆，养育子女，籍籍无名地度过平凡的一生，连个名字都不会留下。但丈夫出钱买官了，那是清代另一条做官之路，纳资捐官是恶政之一，谁也明白，花钱买官的人一旦当上了官会发生什么事，但朝廷也没有办法，因为这是缓解财政的主要途径之一。自道光年间起，清朝的财政随着对外战事的一再失利便彻底地恶化了。其实自诩为中央帝国的中华历代政权，战争都是让朝廷破产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战争可以挣钱，可以发财。打胜了，会显示中央帝国的宽宏大度，至多惩戒下敌国的酋首，不会要求对方做经济上的赔偿——那不是天朝上国应有的气度，打败就更不用说了。这是奇妙的祖宗家法，无论信奉什么主义，执掌天朝上国权柄的大人物如同一个师傅教出的徒弟，对外或赔偿，或援助，或赦免，就是不去考虑本国的子民利益。

1900年，因丈夫纳资出任户部主事，秋瑾随丈夫赴京。这段经历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秋瑾在北京结识了丈夫同事的夫人吴芝英，她是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总教习吴汝纶的女儿，多才多艺，书法惊艳京城。秋瑾在吴芝英的帮助下进入了京师社交圈，结识了京师大学堂日本教习的妻子服部繁子及众多的社会名流。眼界既开，思想也变得激进起来。

一个才华横溢，性格刚烈的妻子让一个无甚学识，性格懦弱的丈夫无所适从。秋瑾曾这样形容自己的丈夫，“无信义，无情义，嫖赌，虚言，损人利已，凌辱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开了眼界接触了世界的妻子这样描述自己的丈夫，可见王廷均在妻子的眼中形象算是彻底毁了。

1904年6月，二十九岁的秋瑾东渡日本留学。同年秋，秋瑾在日本创办《白话报》，倡导妇女解放，提倡男女平等。结识在日本的同乡周树人、陶成章等。次年春回国筹措学费，在绍兴结识徐锡麟，经徐介绍加入光复会。当年8月，再次东渡日本，在东京青山实践女校学习，9月，在黄兴寓所结识孙中山。经冯自由介绍加入同盟会。被推举为评议部评议员兼同盟会浙江主盟人。

年底回国，曾在湖南南浔镇浔溪女校短暂任教。两个月后辞职去上海，准备组织浙江会党发动武装起义。9月，创办《中国女报》，1907年初，接任大通学堂督办。

秋瑾已是同盟会高级领导人，相当于后世的浙江省委书记。

徐锡麟案发后，秋瑾在上海出版的报纸上看到了徐锡麟刺杀恩铭被捕英勇就义的消息，忧泣内室。这时浙江会党力量和金华党军已完全被破坏，处州党军一时不能发动。大通学校的学生建议立即举事，杀死绍兴知府贵福，占领绍兴，再图后续行动，秋瑾同意了。

她不知道的是，此时她已被绍兴士绅胡道南所告发了，胡道南对贵福说，秋瑾就是革命党，而且是绍兴一带的总负责人，她结交会党，是极为危险的人物。

保密意识差是当时革命党的通病，造反这种杀头灭家的事八字还没有一撇，早就宣扬的满城皆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