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军队的行动速度自然不是大清军队可比，两个小时之后，大沽口外的军舰生火起锚，第二日凌晨，联军在塘沽登陆。这回不是前次的几百人的小部队了，这次拼凑的联军计有2050人，其中英军915人，德军450人，俄军313人，法军158人，美军100人，日军52人，意军40人，奥军25人。

一支尽量拼凑的小型八国联军。因为英军是绝对主力，所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将军当之无愧地成为了联军的统帅。

联军还是乘火车进发。他们行动很是匆忙，每人只带了两百发子弹，这似乎是士兵携弹量的极限了。后勤方面的一大堆问题几乎没有认真研究、西摩尔认为，他们此行不会发生真正的战斗，傲慢了两三个世纪的英国人相信，无论是帝国政府，还是那帮无知的农民，都没有胆量对大英帝国的正规军开枪的。

离开天津后，他们未受到任何武装力量的阻击。使得这一趟救援更像是一次观光，最前面的敞篷车上架着大炮和机关枪，身穿不同式样军服的洋兵们懒洋洋地坐在火车上，区别最大的是他们的军帽：英法士兵是白色的遮阳帽，意大利士兵的帽子上装饰着羽毛，最正规的是德国人，他们一半人带着钢盔，最明显的是标志是钢盔上那根尖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进入过中国的腹地，于是他们很有兴趣地观赏者盛夏的景色，铁路线两侧，一望无际的田野里生长着望不到头的庄稼，偶尔可以看到村庄，低矮的土坯房子，单调的景色很快就让士兵们厌烦了。

当时下午，北京至天津的电报线被义和团切断了，西摩尔失去了与后方及前方的联系，出现任何情况，都必须靠他这个前线指挥官临机处置了。

黄昏时分，兵车抵达杨村车站，守卫在这里的，是聂士成的武卫前军的部队，清军并未有任何阻止联军进入杨村这个要点的举动。对于赤裸裸的侵略行径，武卫前军的官兵们没有任何的愤怒。这就是现实。

未经许可，任何他国的武装人员都不得踏上别国的领土，否则就是侵略，就会带来战争。这就是国际通则。但是，大清帝国在1900年的时候，还不具备一个主权国家的意识和行径，它的士兵，只听命于上峰。官兵们很少听到国家这个词汇，更没有反侵略的意识，不懂得军队的基本使命就是保卫自己的领土安全。

聂士成的部队甚至与联军进行了友好的交谈，让联军看了成筐的人头——那都是拳匪们的人头，可以拿来请赏的。仿佛那些血淋淋的人头，不是从活蹦乱跳的同胞脖子上割下来的，而是捡来的可以换钱的宝贝。

联军士兵们怀着轻松的心情，第二天继续登车向北。铁路开始出现被破坏的迹象，或者被抽走了几根枕木，或者移动了一段道轨。这无疑便是拳匪们的杰作了。好在他们不会修铁路，连破坏铁路的技巧也不懂，联军士兵们迅速修复被破坏的铁路，兵车继续前进，直到到了廊坊。

这里距离北京已经很近了。西摩尔得到报告，前面的铁路被严重破坏，火车实在是无法走了，必须停车修路。

就在这一天，北京发生了一件事情，日本使馆的书记官杉山彬被董福祥的士兵杀死了。杉山彬是奉了日本公使的命令，出永定门去迎接西摩尔的联军的，没想到，联军的影子还没看到，却落在甘军士兵的手里，甘军士兵根本不管他是什么身份，立即将他的那颗东洋小脑袋砍了下来。

甘军士兵根本不懂得杉山彬是外交人员。其实，不仅是甘军，便是大清帝国的最高决策层，也不懂得通行的国际惯例。在1900年炎热的初夏，大清帝国对内——义和团的问题，对外，面临列强武装干涉甚至全面战争，没有一个全盘的计划，甚至连基本的态度都不一致，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聂士成的部队欢迎联军，董福祥的部队却开始对任何的洋人开杀戒。对待义和团的问题上亦是如此。

满清帝国，自认继承了中华文明正统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正在上演着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闹剧。那些在历史上留下姓名的人，严格意义上都扮演了悲剧的角色，无论是死于非命的，还是苟延残喘病死于床榻的，留给后人的都是无尽的惆怅，带给当时百姓的是严酷的苦难。

外交人员被杀，引发了各国使馆的惊慌。抗议的发出，加强防守的措施部署以及发出催促西摩尔援军的电报，让使馆区忙成一团。

但军机处领班、礼亲王世铎在上朝时，竟然压下了日本外交人员被大清正规军砍了脑袋这样一件大事。或许他认为只要压下了上奏，事情就自然而然地消亡了。当一个帝国腐朽没落到即将灭亡时，官员们大多持这种心态。

但这天慈禧叫了荣禄的“起”——这是带有满族风格的皇家俗语，就是接受询问的意思。荣禄单独面见了慈禧，太后不允许洋兵入京，荣禄完全同意。但荣禄提出，使馆万万不可攻击，与公法不容，后果难测。实在不行，就保护在京的外国人撤出京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