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鞑子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当年先帝在时，张家口、大同有八大汉奸晋商通敌卖国，只是后来鞑子入关后，这些人招摇过市显露了身份。

后来我大明重新光复山西、河北，就把八大汉奸及其党羽、附庸家族全部连根拔起，满门诛杀了。

那些人被肃清后，鞑子一度无法得到我大明的战略物资，连茶叶盐砖都买不到了，听说这两年，草原上一些部族的游牧人丁健康状况恶化得厉害。

但臣为了设伏，给将来重新开战找借口，又暗中扶持了几个原本跟八大汉奸家族略有交涉、但罪孽不深的边关商人家族，许诺他们只要好好听从本王的指示，就可以洗脱前罪，将来还可以为我大明朝廷效力，得到官身。

所以，从去年开始，那几家被臣控制的新张家口边关商人，又开始跟鞑子私下贸易了，主要是跟科尔沁和喀喇沁草原上的蒙古部落贸易。这些蒙古部落又会继续加价转卖一些满人特别缺的物资给盛京伪朝。

这些边关商人的贩卖尺度还是掌握的不错的，去年臣只许他们卖盐砖茶叶和少量铁器。今年逐步诱敌深入，可以放开卖铁器，甚至还有一部分的黑火药，以设套取信于人。

到了要收口的时候，臣便打算效法汉武帝时马邑之谋，以一笔大买卖引诱蒙古人来买，再设伏把买家全部围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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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人赃并获，宣示蒙古和满人在休战期间再次盗买我大明军械、时刻备战图谋报复我大明，到时候把这些说辞一宣扬，将士们自然会同仇敌忾，知道此番北伐是为了我大明的安全，是大明周边的蛮夷不断试图提升武力以威胁大明，我们才不得不主动防御。”

朱常淓毕竟是讲道德的，听女婿想到的开战理由那么充分，他当然乐于见到。只是听说这个局太大，把蒙古人也牵涉进来了，他又难免有点担心。

朱常淓忧虑地说：“以我大明今日国力，便是同时与蒙古和满清为敌，倒也不至于打不过，但饭要一口一口吃，能分开走的几步路，为何要急于求成并作一步呢？”

朱树人应声为岳父解惑：“父皇有所不知，经过这几年的消耗，蒙古喀喇沁、科尔沁各部，已经虚弱至极。臣此番可以先剪除蒙古羽翼，再徐徐发掘出蒙古人和满清的私下勾连，顺带再伐辽东。

时间上并不会同时对敌两家，而是先蒙后满。蒙古人自从豪格诛杀布木布泰后，已经跟满清离心离德，只要稍稍歼灭几个冒头的，臣觉得蒙古人还是可以争取的。只要他们对大明称臣，并且承诺调转枪口帮大明一起对付满清，就可以收手了。”

朱常淓听女婿如此胸有成竹，也就一切准奏。

……

此后几日，朱树人留在南京，自然也是日理万机，遥控着前方的诸般事宜，顺便对接了解一下他离开期间，朝廷的大政细节，实地视察一些工作。

对蒙古的下套挑衅行动，并不需要他亲自介入，初始阶段让他留在北方的几个心腹边将自行处置即可，因为敌人太渺小了，不配。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朱树人终究希望大明能在后世历史上显得正义一点，就尽量正义一点，这不是当世的道德洁癖，也是为了更好的让自己人同仇敌忾，以及儆戒后世子孙。

玩过《欧陆风云》也好，《维多利亚》也好，都知道最接近真实世界的游戏是有“过扩惩罚”的。一个国家的直接统治面积并不是越大越好。

如果边际收益递减到低于边际统治成本，那么再扩张就会拖垮帝国，除非先攀科技让生产力和交通通讯条件赶上来、配得上帝国的扩张。

就好比华夏需要南北统一，首先需要隋炀帝修大运河，罗刹国时代要稳固控制西伯利亚，需要先修西伯利亚大铁路。

但这样的科学发展观，朱树人死后的几代大明统治者未必能懂，所以朱树人觉得可以额外给将来的大明皇帝套一层保险——

如果大明始终走汉朝的“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路线，那么就不太容易因为穷兵黩武而遭受过扩惩罚。但如果走秦那种主动穷兵黩武路线，就很危险了。

因为一个杀人夺宝、抢劫掳掠合法化的社会，肯定会形成对外用兵的正反馈循环、飞轮效应，最后刹不住车。

但一个“正当防卫”、“赏金猎人”合法化的社会，却不会出现那种问题，因为这种语境下的杀人夺宝是不得不为之的，是受一个负反馈循环控制的。

不是说这样大环境下的大明，未来不能扩张，但扩张首先要有蛮夷不长眼、先来犯大明，那大明就可以反杀到敌人彻底灭国。而蛮夷或者西方列强主动不长眼的情况毕竟不是随时随地都有的，这样大明就不担心过扩自爆了。

这种事情只要两三次，确保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招牌立起来，让地球人知道招惹大明就是灭族灭国，以后犯贱的蛮夷就会越来越少，掂量着办了。

眼下解决一个蒙古算什么？朱树人做事，当然要考虑百年之后，后世华夏子民如何长期稳妥运作。

正所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取不足以奉有余。

一切疯狂正反馈、马太效应的扩张策略，都只能在一代雄主的生命期限内生效，如果在网文里，那就是主角活着的时候非常爽，快感拉到极限。

但这种路径依赖的后遗症会非常严重，一旦出现权力的代际传承，不是雄主在位，立刻就容易玩崩。

因为后人是拿不住这个扩张尺度的，留不下一套足为万世法的扩张伦理，过扩就会爆体而亡。这才有人类文明数千年，一个个盛极而衰的例子，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只要是超越人类寿命的长时间尺度，就轮不到人之道来作为自然法则的主要表现形式，要让位给天之道。

如果将来对蒙古下套挑衅时，朱树人本人就在北京，或者是他从南京匆匆赶回北京后就闹事，难免会有阴谋论者嚼舌头。就算不让外人信，后世皇帝也会信。

而如果朱树人在南京好整以暇地给皇帝岳父祝寿，看上去人畜无害、是北境先出现了变故、消息传到南京，南京朝廷再紧急派人北上，那一切就显得大明非常无辜，

绝非小胡子那种“进攻波兰前夜让几个德国兵穿上波兰军装偷袭德国边境广播台”演技拙劣之举。

连后世皇帝都不得不信。

当然，这种层次的考虑，也就到了朱树人这个段位的人才需要。

如果是个资质平庸的统治者，比如本身本事最多也就跟秦始皇半斤八两那种，就没必要想那么远了。

平庸的开国君主竭尽毕生精力才智，能开个国就不错了，死后哪管洪水滔天。但凡开国时稍微留点手，多考虑长远而束缚了自己的手段，说不定连国都开不了，就为人作嫁了。

至少要才智超越秦始皇两三倍的人，不用竭尽全力也能开国，那才有余力为长久多排一些隐患，用吃相更好看、闭环更自洽的方式统治。

所谓文无武不立，武无文不久。立都立不了的人，不配思考久不久的问题，那是给立得绰绰有余的人去思考的。

朱树人出现之前，中国历史有资格初窥这一问题门径的统治者，满打满算不超过两个半，能融会贯通的更是一个没有——不过这也不奇怪，要是能融会贯通，哪还会有那么多改朝换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