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善咬定了这一点，他就觉得自己在清军内部的战败责任分配方面，能尽量占到优势——他们走得晚，就可以指责走得早的人放弃友军，单独逃命。

蒙古正红旗的觉罗果科如果想学尚善，把自己的败逃说成是“奉命突围求援”，尚善可以证伪，因为尚善在多铎身边留的时间更久、走得更晚，他可以和李成栋串供，证明多铎没让觉罗果科突围！他只是被打崩了！反之则不行。

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十天，尚善和李成栋完全没有承担任何罪责。

这就好比先帝死了的时候，拿着草诏时间越晚的先帝遗诏，法律效力才越高——

你手上或许也有先帝遗诏不假，但你拿到遗诏的时候，先帝有断气么？

什么？没有？那你怎么知道你走了之后、先帝断气之前的这最后一段时间里，先帝有没有改主意呢？

咱手上这道遗诏，时间比你晚，而且拿到手之后，咱是眼睁睁看着先帝咽气的！所以要按这最后一道遗诏办！

尚善和李成栋在生死逃亡那几天里，天天琢磨这其中的逻辑，自然是想透彻了，不可能有漏洞，今天自然也是一样。

但可惜的是，今天也有不一样的情况。

当天下午，就在尼堪和满达海“两堂会问”完尚善后，清军主帅大帐里，忽然有侍卫进来报信：

“禀贝勒，恰才休战之后，扬州城内有使者派出，说是要交涉劝说我军退兵的事宜，还说他们愿意送还王爷的尸身。”

原来，是随着傍晚攻城方休战，守城方趁着进攻方兵疲意沮的机会，派出了和谈使者。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种时候派出使者，确实是最好的选择。要是一大早还没打的时候就派，攻城方只会觉得守城方这是怂了，反而容易士气大振。

先打一天，打得疼了再派，就不存在这些顾虑。以战求和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则和平亡嘛。

“什么？”尼堪和满达海终于难得地异口同声跳了起来。

他们这几天虽然多少有估计多铎遭遇了不幸，但始终没准信，事关重大也不敢随便定论。

直到此刻，多铎才因为他们的“观察者效应”，从“既死又生的量子叠加态”，坍缩到了纯死态。

满达海立刻就拎起尚善的衣领：“十五叔带了那么多精兵强将，就算被困在江南，不能靠着最后的骑兵冲杀劫掠周旋么？怎会被杀？尚善，你们之前是怎么说的！”

尚善也是有点血冲脑壳，但他这几天也脑补过无数次了，知道这事儿迟早会确信，他也只好装无辜，顺便开脱自己：

“或许是明军用了什么阴谋诡计吧，我离开时，王爷身边的败兵确实不多了，也就几千上万骑，或许某次突围转移不慎……

再说，今日明军派使者，便是为了动摇我军心，不如把使者直接杀了，别听他们瞎说。王爷要是真殉国了，也只能如此，就杀几个明官祭奠好了。”

满达海松开手，冷哼：“怎么可能杀使，来使可是说要送还十五叔的尸身，杀了使难道就放弃收尸了？”

尚善：“那就别多说，只问他们确认王爷的死讯、拿回尸体再杀使！”

对于这种无耻的说法，尼堪和满达海倒是没有打算阻止，在他们眼中，几个明朝使者的死活，确实没必要当回事，

清国如今也不在乎交涉领域的名声，反正天下已经只剩两家势力了，没什么好连横合纵方面耍诡计的，直接刀枪下见真章就是。

然而，尼堪满达海不在乎，进来通报的侍卫却又泼了尚善一点冷水：“贝子爷，此论怕是也不妥……明人派回来的使者，并不是他们那边的文官，

而是半个月前江阴之战中，在江边被击溃俘虏的觉罗果科麾下的几名蒙古骑兵军官，是我们自己人……”

尚善顿时无语，明朝居然用力战被擒的战俘送信，他们总不好杀自己人吧。

而听了对方的身份后，尚善心头也是没来由紧跳了几下，慎重确认：“……南蛮子放回来的，是哪一部的人？”

“是蒙军旗正红旗的。”侍卫详细补充。

尚善内心微微松了口气，脸上表情不变：“还好……是王爷死前就溃散的友军，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

但既然朱树人能想到放回俘虏来带话，这次是我们运气好，下次要是再放回几个比咱在王爷身边坚持得更久的忠义之士，我和李成栋又该如何应对？

唉，为了少担点罪责、多捞点苦劳，说了一个谎，就得用更多的谎去圆……我大清严酷的军功赏罚制度，真是不合时宜了。”

尚善竟忍不住怀疑起清朝那严酷的制度了。

不过说句良心话，清朝那种严明的军法，在国运上升期，确实是好用，便于激励滚雪球。但一旦到了国运巅峰开始掉头向下，大多数人打败仗逐渐常态、高级将领殉国也成为常态时，再坚持这么严厉的军法，绝对会惹来大麻烦的。

当然了，此前崇祯时，明朝也没少因为他们僵化的赏罚制度、过于刚而易折，而付出惨重的代价。崇祯就是拿着原本承平时的法条去卡、去要求属下的文武，高标准严要求，最后属下做不到又怕治罪，出了一大堆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