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问题，袁时中能解答的当然也都一一解答了。

一开始的投降动机部分，他无非是再次强调了李自成在河南的残暴，更偏袒陕西人、却让河南人当炮灰，还抢劫本地百姓。

他们河南本地人自然跟李自成有些过节，加上他也是曾经先投罗汝才，这就更不受待见了。

酒到酣畅时，他还胆子大了一些，暗示黄得功前几天不该杀李际遇的，李际遇也是河南本地人，从贼不到三年，也是先投罗汝才，如今被排挤被当炮灰。

如果黄得功当时有点耐心，说不定李际遇也能直接投降，但现在却是被黄得功偷陈县时偷袭直接杀了。

对于这一点，黄得功当然不会后悔，就大大咧咧表示刀剑无眼，战场上奇袭是没有办法的事。

为了安抚，他唯一能说的，只是如果袁时中表现好，后续会劝说沉抚台、考虑把官军已经招抚的那两三千李际遇部俘虏，也都划给袁时中带领。

此外，袁时中提到的“部分河南本地流贼头目和李自成的矛盾”，黄得功也深入了解了一下，得知是河南本地头目对于李自成的乱杀乱抢怕颇为不满，觉得他们杀了太多本乡本土的乡亲。

这个说法让黄得功稍稍有些意外，但也没觉得不妥。他对流贼的禀赋是了解的，又深入追问之后，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后世《明史》上，把袁时中写成“流贼中比较开明仁慈”的形象，不杀百姓不抢劫，这当然与事实不符，只是因为袁时中最后想重新投靠朝廷，而因此被李自成杀了，士大夫才把他写成好人。

汉人士大夫在明亡之后，希望塑造“弃暗投明的农民军领袖都是好的，祸害汉人江山的农民军领袖才是最穷凶极恶”的光环，因此有滤镜加成，这不奇怪。

但是问题都要两面看，真实世界是复杂的，无论是李自成张献忠还是袁时中，他们都有嗜杀的一面，也有慎杀的一面。

只是古人这种慎杀，往往只是针对乡里乡亲，离故乡越远，这种顾忌就越少，也就越发不惮以残暴的手腕随意践踏人命。

明末的文盲，很少有家国情怀，只有父老乡亲。

哪怕是李自成，在米脂县城，除了杀仇人之外，就很少杀父老乡亲。

但出了米脂县，当他缺粮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屠掠。

出了延安府，就能屠两成。

出了陕西省，甚至能屠一半。

张献忠到了四川，那就更是可以不需要设置底线了。

每一个流贼酋守，在不同地区的残暴程度下限，是非常灵活的。

不能因为一个人在某一个特定地点的残暴程度，就给这个人简单定性。

袁时中李际遇在河南确实屠得比李自成少得多，劫掠也少得多，这是铁的事实。

但动机如何，后人就不知道了，可能他们本身就是河南人，这一点也会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吧。

具体到袁时中，他就信誓旦旦保证说，他在濮阳老家起兵时，就只杀官府仇人，不祸害乡亲。但那年大灾不断，杀了官府后不缴税了还是不够吃，那就得抢。

要吃饭的嘛，

天大地大什么伦理道德法律底限都没有生存本能大。

马尔萨斯陷阱来的时候，本质就是这片土地养不活那么多人口了，非要死一半，没有谁对谁错，抽签隔一个枪毙一个的都有。

大草原上自然法则，狼羊数量有增长衰退曲线，这还能有道德对错？

袁时中只好南渡济水到归德府境内杀、掠，这样好歹不是杀自己原本同一个府县的乡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