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娇宁咂摸出点味道，但没说穿，径直去了主任办公室。一敲门，主任还真在。她比预想中更顺利地见到了妇联主任。

“主任好，我是文工团的。”

“噢，你就是春霞说的那个，想要妇联赞助的人？”这位主任戴着眼镜，看起来五十上下的年纪，语气挺和善。

“对，是我。”

“抱歉，这件事我们不可能答应的。你还有其他事吗？”

沈娇宁没有气馁，反而趁着这几句话的工夫，走进了办公室里，关上了门。

她诚恳道：“主任，可以耽误您几分钟，听听我所看到的故事吗？”

……

妇联主任夏兰听完沈娇宁的话，情绪万千，最后长长地叹了口气，站起来，从柜子里拿出一本厚厚的案卷。

“我当这个妇联主任，已经十年了，中间有好几次，可以升去省里，但是我都拒绝了，就因为放心不下这里的妇女同志们哪！”

沈娇宁接过案卷，上面一宗一宗，时间地点事件，以及调解情况写得清清楚楚。

她粗粗看了几眼，发现这本书，几乎算得上一本妇女的苦难史。

夏兰道：“我们妇联年年搞活动，年年做宣传，跟你们文工团的合作也不少，就是为了解放广大妇女。”

“不说农村，就说咱们市里吧，其实你说的那种情况也不少见。倒做不出来直接溺死这样的，更多的是隐形的虐待。”她翻到其中一个案子，“这个，是大女儿跑来这里求助的，她妈妈的身体已经不适合再生孩子了，但是家里就两个女儿，有什么办法呢？还得生。”

沈娇宁看了看日期，1966年，调解人写的是夏兰。

调解过程与结果也写了：调解人多次与妇女的丈夫及公公婆婆协调，对方仍执意要求生一个儿子，否则就离婚。最终妇女自己意愿发生改变，同意生儿子，并且让妇联停止协调，称这影响到了她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