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讲究奉献的年代，也是一个需要奉献的年代。

挪威油井工人可以拿着5万美元薪水的同时，因为危险而拒绝工作，中国工人不行；英国石油工人可以每年修100多天假期的同时，因为休息时间不够而罢工，中国工人不行；法国工人可以坐飞机回国修探亲假的同时，因为国外环境恶劣而拒绝出国工作，中国工人不行。

19世纪末的欧洲工人，用苦难的童年，苦难的中年和苦难的老年，为20世纪末的欧洲工人，争取到了优渥的生活和舒适的工作环境。20世纪末的中国工人，只有两个选择：苦难的工作并为21世纪末的中国工人争取优渥的生活和舒适的工作环境。或者，苦难的休息并继续的苦难下去。

苏城所能做的，就是让苦难变的有价值。

刘秉、林永贵、霍昌等人，也都尽其所能完成这个目标。愿意这样做的，还有海洋采油厂的陶书记。

他是整个胜利油田，唯一兼任采油厂厂长的副书记。虽然新成立的海洋采油厂力量薄弱。但采油厂的地位无形中拔高了陶书记的地位，让他隐约间成了胜利油田的第一副书记。处在这种变化之下，陶书记也就没有急着卸任。

此时，陶书记已经从党委会上知道了阿联酋油田的事儿，见到苏城就问：“有什么我要做的？”

“把咱的基干民兵动员起来，护厂护矿，开会贴宣传语，防止外国间谍，也可能是国内间谍的刺探。”苏城说着笑了一下，道：“虽然几率不高，但日本人狗急跳墙，说不定真能做出偷专利的事。”

“没问题，埕岛油田是全新的厂区，周围也没有民居，很好管理。”

“我去监督整理资料，阿联酋人很有可能想知道我们的专利情况。”苏城和陶书记握了一下手，笑道：“希望总公司能尽快通过我们的申请。”

“3000万美元的竞标，7000万美元的勘探经费，再加上开采前的数千万投入？”陶书记轻轻笑了一声，道：“林书记是个做大事的人，其他人就不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