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主要就是在家里养病的功夫，他这病要靠养，别的办法行不通，个把个月过去了，兴许能站起来走动，就怕落下病根。

然后，我靠着黎先生，叹着气道：“如果我老了，病了，你可别这么排着队，你这么排着，我心里难受。”

他说：“那就让孩子们排。”

我说：“孩子？孩子在哪里？影子都没有呢。”

他说：“以后会有的。”

我说：“以后，我现在一想到以后，心里就没底，就凉了半截。咱们的钱都贴补给死人了，哪来的钱迎接新生命？真不知道这世界上的人都怎么想的，是不是都疯了，死人去的风风光光，活人活的寒碜吃糠，真是本末倒置。”

但一想到北京的房价，我又觉得不管钱是花给死人，还是花给活人，都花在比一方土地上建起高楼的那些砖瓦便宜，实惠。

那天，我和黎先生没有排上队，也没有住在医院门口的小旅馆。主要是因为我妈联络上了关系，说是同小区里就住着那家医院的专科大夫，虽然不是心脏科，却和心脏科的专科大夫换着人情号。

我们对这位大夫感恩戴德，好似他爸的病已经治好了一般心情雀跃。

但就像是我妈曾说过的那样，看医生就向托亲戚办事一样，怀揣着希望，看的不是病，是心安。

没几天，我和黎先生就挂上了号，他爸做了各项检查，花了多少钱我已经不在意了，能不能报销也不是重点了，只要能看好，我们小辈的罪就没白受。

医学术语我是不懂得，但是专家的话我听懂了些，意思就是最好的治疗办法就是手术，搭桥手术，吃药治标不治本。

我和黎先生私下商量着，既然相信专家号，所以挂了专家号，既然挂了专家号，就应按照专家的话办，寻求最好的治疗方法。

回了家，我们和他妈商量了下，他妈抹着眼泪，表面同意了。

但是私下里，他妈和黎先生念叨的话，仍是传进我的耳朵里。他们母子俩关在小屋里说话，我凑在门缝倾听。倒不是我想听，只是这时候我生怕再生出莫须有的婆媳嫌隙，生怕他妈以为做手术是我撺掇的，只好偷听了。

他妈的意思和我猜的差不多，开始也是和黎先生商量着能不能不做手术，在他们老一辈人的观念里，做手术是个大事，能凑凑合合活一辈子的才是福气。

他妈还说，在她认识的老同事里，凡是做了手术的都没活几年，凡是不怎么去医院看诊的，都活的结实。

最后，他妈问了，这事是黎先生的主意还是我的主意。

我知道，在这个时候，无论黎先生说是谁的主意，听在他妈耳朵里，都会变成我的主意。因为任何一个当妈的都不会把责任推卸给自己的儿子，媳妇就应该当这个替罪羔羊。这并不是说黎先生他妈自私，只能说人性本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