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我有恩，这我忘不了。”他简短地说。

“那么我求你为我考虑一次，就权当是你报答我了好不好？”在羞愧和感伤的双重情绪下，我的嗓子居然哽咽了。这到底是真情流露，还是在进行某种夸张的表演呢？我本人也说不清楚。接着，我就把我表妹林琳和李牧光的那场非事实婚姻告诉了安小男。如果李牧光不高兴了，便会把林琳送进监狱，他真有这样的权力，也有这种狠劲儿。讲完之后，我又补充道：

“林琳你还记得吧？这么多年以来，只有一个女孩曾经表示喜欢过你，那就是她。”

安小男半张着嘴，点了点头。

“我知道这是个不情之请，也知道我的要求不那么……道德。”我接着说，“但我实在没办法了。今天这件事提得太突然，我不指望你能现在就答复我，只希望你再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还记着有我这么个朋友，好吗？”

说完，我就低下了头，看着自己面前那半杯咖啡里的涟漪。水波一圈又一圈儿地扩大，仿佛地球正在蠕动。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里，这样的波纹总是预兆着什么惊天动地的危险，比如将会蹿出一头恐龙，或者火山快要喷发了。然而很遗憾，时间不知过去了多久，当我恍然地抬起头来，安小男还是我对面那个木然的安小男。我们的世界未曾发生任何改变。

我叹了口气，欠起身来叫服务员结账。但这时，安小男却摆了摆手，示意我继续坐下。他干哑、迟疑地开了口：“有件事我也一直想告诉你，但始终没说……是关于我爸的。”

我疑惑了一下：“我见过他的照片……”

“搬到现在那片宿舍区之前，我们三口人住在当地一家建筑公司的家属院儿里，我爸是那单位的土木工程师。”安小男断断续续地讲了起来，声如锉铁，但音调悠远，“记得十岁以前，家里的日子还是挺好过的，福利好，房子大，更没为钱犯过难。因为有个设计方案受到了省里领导的表扬，我爸很年轻就被提拔成了公司的副总，但没想到厄运从此就来了。以前他只管埋头画图纸，并不过问工程的具体进度，但进了管理层之后，却发现公司的几个领导没有一个不贪的。他们把钢筋的标号降低，用来路不明的劣质水泥代替品牌货，居然连地基的深度也敢改，克扣下来的钱都揣进个人腰包里了。那些人还拉我爸入伙，表示可以把赃款分给他一部分，我爸不敢答应，他们先是笑话他傻，后来还集体排挤他……这也好理解，假如所有人都在贪的话，不贪的那个就破坏了生态，成了众矢之的。为了避开这些人，我爸提出不再参与公司层面的决策，回到原来的岗位上继续画图纸，但那些人仍然没放过他……后来终于出事儿了，他们公司承建的一个会展中心发生了垮塌，砸死了几个工人。事故的原因是使用了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可那几个领导却买通了监察部门，还走了上层关系，硬把责任扣到了我爸头上，说是他的设计方案不合理导致的。我爸被就地免职，还被公安局的人监控了起来，死者的家属也一天到晚上门来闹，说要让他一命还一命，我和我妈连家门也不敢出……”

咖啡杯里的涟漪忽然停了。安小男的身体离开了桌子，直直地靠在了沙发座的椅背上。他闭上了眼睛，我张了张嘴却没发出声音。

漫长的几秒钟之后，安小男重新开始说话：“刚才讲的那些，是我后来才听说的事实。而我记得最清楚的，还是最后一次见到我爸时的情形。当时是晚上，我正趴在客厅的餐桌上做奥数题，看见我爸打开他书房的门走了出来。自从出了那件事，他在几天之内老了十几岁，连头发都白了大半，在日光灯下银光闪闪的。我抬头望望我爸，没敢说话，我爸却破天荒地朝我笑了笑，低头看看作业本，问我学到了哪一课，有什么不明白的东西没有。我就一道题接着一道题地对他讲了起来，他歪着脑袋好像在听。等我讲完了，我爸忽然俯下身子抱住了我，问了我一句和数学题不相干的话。他说：他们那些人怎么能这么没有道德呢？这个问题我根本听不懂，当然没法回答，而我爸说完，就慢慢地走出了家门。他走得弯腰驼背，连头也没有回……二十分钟之后，单位保安敲我们家门，告诉我妈，我爸从十九层办公楼的顶端跳下去了。”

说到这儿，安小男再次闭上了眼，如同正襟危坐地睡觉。无需他再做什么解释，我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甚而可以说终于明白了他这个人。他爸那句关于“道德”的感慨如同天问，在安小男的心里种下了缠扰毕生的魔咒。从此他一直致力于求解那道难题，仿佛一旦解开，父亲就能死得其所。

“刚开始我和我妈一样，恨的只是我爸生前的那些领导和同事。但后来渐渐就变了，我觉得我爸所说的‘他们’并不是那几个具体的人，而是世界上的所有人；我爸讲到的‘道德’也不是一件事情上的对与错，而是笼罩着整个儿地球的神秘理念。但道德究竟是什么呢？它既然那么重要，为什么又会被人轻而易举地忘却和抛弃呢？一看到这个词我就想哭，一说到这个词我的心就会发抖，在我看来，我爸不是死于自杀也不是被人害死的，他是为一个浩浩荡荡的宏大谜团殉葬了……为了解开这个谜，我曾经求助于历史和人文学科，可最后还是失败了。你还记得我写过的那篇文章吗？我在里面说中国人已经没有道德可言了，但那只是在承认失败，是为了让自己认命。其实我不是那么想的，因为那种痛彻骨髓的感觉仍然存在。在没有道德的社会里，怎么会有人为了道德而疼痛呢……”

这时，安小男神态毫无过渡地变得暴烈，他的一只手还在胸口撕扯着，手肘撞到了桌角发出闷响，使得咖啡中的涟漪变成了海浪，热腾腾地泼了出来。接着，安小男便哭了，头两声凄厉如狼嚎，被邻桌的两个女孩惊异地看了一眼之后，就变成了汩汩不息的呜咽。他的眼泪在脸上奔涌着，像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

这人几乎完全失控了。我赶紧掏出张钞票压在杯子底下，走到桌子对面，试图扶着他站起来。我们撕扯挣扎了一会儿，才踉踉跄跄走出了咖啡馆。马路上是明朗的艳阳天，铺天盖地的光线之中，卡车扬起的尘埃像海里的微生物一样漂浮着。一家饭馆里走出了三个同样脚下拌蒜的男人，他们中的那个胖子喝多了，正豪迈地发表演讲，呕吐物就顺着他的嘴汹涌地漫过了胸膛。一个小个子男人被胖子夹在腋下，同病相怜地对我投来一笑。

“怎么有人活得那么容易，有人就活得那么难呢……”安小男已经哭得浑身抽搐了起来，两脚在路面上毫无方向地漫舞着。

我没再和他说话，近乎坚忍地把他架回了“监控室”里，扶到窄小的单人床上躺下。那两个小伙子关切地过来询问，我把他们都推了出去，反手拉上了门，将安小男关在了里面。整理着被他浸湿揉皱的外套往外走时，我突然想，随着这次说客任务的结束，我和安小男的友谊也可以寿终正寝了吧。不管他以后是继续与李牧光为难，还是因为我而隐忍下去，都不是我能够管得了的事情了。我们已经互相摊了牌，他不可能再对我这种混混儿高看一眼，我也无法理解一个幼年丧父之人的创痛。我们从骨子里就不是一条道儿上的人，道不同不相为谋。

但晚上回到家，躺在床上之后，我却还是不由自主地想着安小男这个人。在我看来，他虽然口口声声地宣称着“道德”，然而他是否能对这个词汇做出一个哪怕是个人主观意义上的定义呢？恐怕是做不到的。他敌视李牧光的“道德”和本科时怒斥商教授的“道德”是一码事吗？这两者是否又和他拒绝银行行长的“道德”一脉相承？安小男想必给不出答案。“道德”让他在二十年来备受煎熬，却又在他的脑海中长久地面目模糊。虽然他曾经用他那理科天才的大脑去剖析研究过它，但归根结底不过是被他爸死前的一句感慨蛊惑了、催眠了。按照我惯有的那种嘲讽性的、自以为世事洞明的思路，安小男的生活可以被定义为一场怪诞的黑色喜剧，而我也可以一如既往地从几声苦涩的冷笑中重新获得轻松。

但我没能做到。夜已经深了，窗外的天空静谧、幽深，连风的声音都没有。孩子吃饱了奶，和保姆睡在隔壁，小张正靠着枕头看书，脸色在台灯下分外光洁。在这安详得暄软的氛围里，我却感到了浩大无比的悲怆，仿佛肉体以外的东西都被震成了粉末。

随后的几天，我到一家贵金属商场卖掉了李牧光送的金锁，又将一份还没到期的理财产品赎了出来，然后把那些现金换成了美元。如果安小男真的和李牧光决裂的话，那么我应该提前为林琳做打算。据我所知，美国请律师打官司是很贵的，这点儿钱恐怕还是远远不够，但我能做的似乎也只有这么多了。

然而日子一天接一天地过去，无论中国还是美国都风平浪静，并没有什么突发消息传来。一个多月以后，一直没跟我联系过的李牧光终于打来了电话，他的腔调又恢复了原先的志得意满：

“还是你行，帮了我的大忙了。”

李牧光告诉我，根据多方打探以及安插在公司里的“眼线”的汇报，安小男已经彻底放弃了对他的调查。不仅如此，安小男的工作态度也比以前更加任劳任怨了，每天除了监视仓库，就是坐在电脑前废寝忘食地调试修改那些监控器材的操作程序。随着他从李牧光的心腹大患变回了左膀右臂，量产版的跨国保安系统定型在即，而H市那片厂区的兴建计划也通过了主管部门的审批，只等着半年以后正式开工了。“现在还有一点小小的麻烦，以前那些居民不想搬走，纠集起来静坐示威了几次。但是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美国人李牧光居然引用了两句毛主席诗词，“这些小打小闹能成什么气候？在你们国家，政府决定的事情是不能阻挡的，大不了抓几个判几个，推土机就轰隆隆地开过去了。”

接着，他专门提到了我的表妹：林琳已经拿到了婚内绿卡，一年多以后就可以升级为独立绿卡，有资格在美国定居下来。届时他也将信守承诺，和林琳离婚。至于我，他表示已经和H市内的一家文化公司达成协议，拍摄一部宣传他这个“华人企业家”的专题片，并请我担任导演：“费用你可以随便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