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的智力应该是没有问题，但就是遇到复杂的正事不愿多想。他哪能听出这里边的奥妙，未等饭毕，就答应了：“好好，放这老爷子回去。”

十二月，诏下，准杨涟回家闲住。杨涟接旨后，可能感到非常意外，想不出头绪来，但也没办法，只好返回应山老家，真的急流勇退了。

杨涟是顾命诸臣之一，当时为天下最负盛名的忠臣，对两代皇帝都有拥立之功。此次突然被放归，东林党人当然感到惶惑，不知打击从何而来。马上就有人上疏，要求把他召回。

天启元年（1621）正月十一日，御史马逢皋上疏，大声疾呼：“力促移宫究竟是功还是过？如果移宫有过，那不应是杨涟一个人负责，参与的人多了。如今真正的罪人未除，而揭发者却向隅而泣；陛下始安，而护卫之人，却沦为江上之客！杨涟此时求去，不过是表明为臣的气节而已。陛下亦知杨涟去后事态物情将如何，何不立刻将他召回？”

马逢皋所说句句在理，逻辑严密。天启不知如何回答，他大概也有点儿意识到不对。正在犹豫间，魏忠贤跑来请皇上去西苑溜冰。这个溜冰，并不是现代的溜冰，而是天启自己发明的冰上拖床，前面用人力拉，拖床可在冰上往来如飞。

天启马上抓住魏忠贤问：“马逢皋要我召回杨涟，你看如何答复才好？”

魏忠贤说：“小臣明白，马御史这是要保护杨大胡子。杨涟是个忠臣不假，可陛下您让他回家去，也是顺从他本意，没有什么责罚的意思啊。”

天启对这回答很满意，想了一会儿说：“朕知道杨涟忠直，暂准他告病就是了。”算他请了病假，这下大家不会再说什么了吧？

此后，又有御史高弘图上疏，再提此事。天启竟大怒，还有完没完！他批复：“此乃摇惑视听，背公植私，着令革去高弘图官职。”后经阁臣说情，才改为罚俸二年。

寥寥数语，就能让杨涟离职还乡——连当朝楷模都被干倒了，魏忠贤怎能不欣喜若狂？

就在杨涟离京的那天，魏忠贤来到席市街的客氏宅内，与客氏大唱醉酒歌，热烈拥抱，共庆腊月里炸了惊雷！

此时此刻，真可谓千杯不醉啊。对东林党首要人物的偷袭，竟然就这么轻易得手了。魏忠贤从这个案例中，总结出了一些重要的权术。

东林党方面对此事的态度，让人甚感疑惑。那时叶向高不在朝中，但刘一、韩、周嘉谟这样的头牌人物，为何没群起而阻拦？这甚是奇怪。是为了尊重杨涟的意愿，还是为了避“党同”之嫌？总之无论怎样，都太迂腐了！

杨涟回原籍闲住，固然无损于他本人什么，对整个东林阵营来说，损失似乎也不太大。因为杨大胡子之忠，在天启心里是扎了根的，谁也动摇不了。果然，一年多以后，移宫案的余波完全平息，天启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回杨涟。

天启二年（1622），杨涟起复，用为礼科都给事中，这几乎已是副部级了，不久又升为太常寺少卿。天启三年（1623）又升左佥都御史。天启四年（1624）春，升左副都御史，成为监察部的副长官，权力大得很，这都是后来的事。

而就在他闲置的这一年多里，情况已大为不同。魏忠贤已非复吴下阿蒙，成了气候了！

最重要的是，东林方面这一次小小的失利，导致的结果是，让魏忠贤有了一个空隙，来扳倒东林党在内廷的盟友王安。

就杨涟的威望以及他的耿直来说，若在朝中，必不会坐视王安被贬，一定会出手援救。他出来说话，天启也一定能接受。同时魏忠贤也会有所忌惮，不敢下太狠的手。内廷的这条防线，就有可能不会被突破。那样的话，魏忠贤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崛起。

可惜！当时东林党心目中最大的政敌，还是“三党”的散兵游勇，没有人警惕魏忠贤。

等杨涟在家听到消息时，王安已不能复生了。惺惺相怜，唯有泪千行。

这是杨大胡子死也不能瞑目的一件事！

这个转折时刻，杨涟虽然回乡了，但天启改元，朝中气象仍是一新，没有人意识到有什么不妥。

当时的局面是：东林主政，客、魏侧目，天启只顾玩游戏。说起来，客、魏甚至还够不上一派势力。东林党人纷纷还朝后，志得意满，有人就想杀邪党的威风，出一出万历末年被迫咽下的那口气。

他们首先点的一把火，是追论三大案。礼部尚书孙慎行最先发难，追究已经下野的前首辅方从哲。天启元年（1621）四月，孙慎行上疏，说方从哲祸国之罪数不胜数，主张急讨此贼，以雪不共戴天之仇。在上疏中，明指泰昌帝之死是方从哲幕后指使人谋害的，帽子大得足以吓死人。

孙慎行是正人君子，但思维未免太过偏激。他认为，方从哲在叶向高离职后，独相六年，而三大案和辽事大坏，都是在这期间发生的。方从哲作为首辅，不图振作，首鼠两端，所以说肯定是历史罪人。

其实这个思路有很大的盲点。万历年间的一切事情，要负总责的，无疑是万历帝本人。方从哲的过错，不过是不敢抗争而已。至于他是否真的打算误国亡国，没有证据。说他这期间没有政绩，或者说他浑浑噩噩，还差不多。但是，如果换个角度考虑，如果方从哲真的有主见，恐怕万历也不会让他当六年的独相，早把他赶下台了。

孙慎行的奏疏递上后，天启只是例行发下，让众臣讨论处理办法。结果，在朝中引起一场激烈的大争论。东林党中坚分子魏大中等人，坚决支持孙慎行；而方从哲的势力，则群起反驳。两边一交手，给魏忠贤的崛起创造了大好时机。

清代史学家赵翼说，三案“纷如聚讼，与东林忤者，众共指为邪党”（《廿二史札记》），说的就是东林门户之见太深，容不得人。

其实方从哲在泰昌元年（1620）年底，就因舆论压力太大，已经主动引退，这说明他还是有一定廉耻心的。如此打落水狗，痛快则痛快，却造成了新的动荡与分化。很多事情，从此有了不可预见性。

孙慎行的过度追责之举，是后来局面恶化的最初起因。后世史家一般都认为这是多此一举，甚至还有人认为，这个过错不可饶恕。

我们再来看，与顾宪成、邹元标同为“东林三君”的赵南星，在天启三年（1623）也有过极端的做法，好心不见得办好事。

赵南星在明末曾两次主持京察，因而名声大振。万历二十一年（1593）出任吏部考功郎中，为吏部级别最高的司官，与吏部尚书孙（lóng）一道，主持当年的京察。

这人的敬业精神很不得了，据《东林列传》载，京察最忙时，他伏案良久，全神贯注，有蜘蛛在他耳边吐丝结网仍浑然不觉。他是个疾恶如仇的人，使起铁腕来六亲不认，一律秉公澄汰。就连孙的外甥吕胤昌、阁老赵志皋的亲兄弟，还有赵南星本人的姻亲王三余，也都一样被免职。一时之间，朝野称快，谓此次京察为大明立国二百年来所仅见。

赵南星如此激进，触怒了当时的内阁首辅王锡爵等，发动言官围攻他。最后，赵南星被削籍为民。闲居二十六年后，于泰昌即位后方才还朝。天启二年（1622）任左都御史，一年后任吏部尚书，再次主持京察，慨然以廓清天下为任。这气概固然是好，但不免持之过甚。

这次他旧事重提，指责给事中亓诗教（齐党）、赵兴邦（浙党）和官应震、吴亮嗣（楚党）过去曾结党乱政——这几个人，确实曾为郑贵妃张过目，但那已是陈年旧事了。郑贵妃在万历死后淡出舞台，三党也全部瓦解，大可放过不提，以利于朝政稳定。但赵南星却不放过，写了一篇《四凶论》，要扒这四个人的皮，其意气用事，一如前次主持京察时。

这也是一件为渊驱鱼的事。

著名的明清史家谢国桢，对此有高见，认为赵南星此举，是逼迫三党做恶人，让他们无自新之路。

赵南星的文笔好，著名的《明清笑话四种》里的《笑赞》，就是老先生的大手笔。里面的《屁颂文章》《贼说话》《和尚》等篇什，也能让人笑疼肚皮。可惜，他打击起政敌来，却没有这般宽松心态。

在这方面，邹元标倒是很懂得和谐之道。《明史》上说，邹元标在还朝以后，“时朋党方盛，元标心恶之，思矫其弊，故其所荐引不专一途”。昔日东林友人见他竟然保举异己分子，怀疑他晚节不终，他也不计较，只是说：“大臣与言官不同，挑刺找毛病是言官的事；而大臣只要不是大利害，就要以国体为重，怎么能像少年那样轻举妄动？”

谢国桢先生激赏他这一态度，说，当时的大臣们若全有邹元标的态度，天启间的政局不至于弄得这样的糟，也绝不会有魏阉当政这样的惨变出来。

此外，强硬派杨涟对朋党也有很清醒的认识，他说：“时下的门户之见，凡讲一人，先不论贤与不肖，便问是哪一路人；亦不问其能为用否，就只问其走哪人的路子。如其为哪路，便谓之邪党，更不问做何邪事。”

这是非常可叹的偏执！</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