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的“昏”，从这件事上，开始显露，后来就越发不可收拾。护卫有功的，任其败死，而对于魏忠贤，当年移宫之是非、选侍之恩怨，忽然尽反其往日态度。著名明清史学者孟森先生认为，大明出了这样的皇帝，是“天亡之兆”，天启纯粹是朱家的一个“至愚极不肖之子孙”（《明史讲义》）。

魏朝败死，这只是倒下的第一个多米诺骨牌。接下来，客魏联盟扫荡内廷的第二个目标，竟然是天启即位后，宫内最有权势的大太监王安。

说起王安，这是客、魏二人的老主子了。王安是泰昌帝当太子时的伴读，泰昌帝一即位，王安马上就被升为秉笔太监，深受信任。在移宫案发生时，又是他出大力遏制李选侍的阴谋，护卫天启有功。

客、魏二人早年却是伺候幼年天启的，从东宫系统上来说就已是王安的下属了。客、魏二人在勾结之初，曾经分析过内廷的人事，觉得王安是最具潜力的领导。于是商定，一定要讨好王安。魏忠贤送给王安的人参，还是天启赐给客氏的，魏忠贤每次都拿出一部分来，送给王安，还特别强调说：“天赐富贵，小的我叩献公公，做汤用。”

那时候，魏忠贤对王安毕恭毕敬。每次见王安，必撩衣叩头。王安不叫不到，不问不答，极为恭顺。

王安是个正直的人，但就是有一点小毛病：喜欢奉承、不识人。魏忠贤之所以能一步步靠近中枢，魏朝的作用只是美言，而起实质作用的，还是王安。尤其在盗宝案的处理上，王安更是救过魏忠贤一命。

这样一位“恩公”，怎么会成了魏忠贤要灭掉的人？

这是因为客魏联盟定型后，权势陡增，已经能和王安抗衡，他们再也用不着王安这棵大树遮阴了。相反，王安由于太正直，反倒成为他们的眼中钉。客、魏这种小人，本能地意识到：要想在内廷随心所欲，有王安在就不大可能。

偏巧在这时，王安对客、魏不仅构成了潜在威胁，而且也有了正面的冲突。泰昌元年十一月，王安见魏忠贤侵权日甚，就奏报天启，要求严惩这个无赖。

恰在此时，御史方震孺、刘兰、毕佐周等人，也接连上疏，要求逐客氏出宫。天启被逼不过，表现出了最后的一点儿清醒，答应在先帝大葬以后，就让客氏出宫，并将魏忠贤交给王安鞫（jū）问。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鞫问，就是审问，不老实的话可以用刑。魏忠贤在得势后，本性已露，王安应该有所警觉。可惜这次王安又是心太软，盘问一番后，令其改过自新，就把这家伙给放了。

高阳先生在《明朝的皇帝》一书中，提到此事时万分愤慨：“正人君子当以权力伸直道时，以一念之私而有不忍之心，此最不可恕。”他埋怨王安这次纵容，是“误己而又误国”，以至于对王安的评价也不高。

高阳先生还假设，王安这时若下狠心杀了魏忠贤，则群阉丧胆，客氏也等于断了一条臂膀，毫无疑问明朝的历史又是一个写法。

高先生此论，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当时的情势，恐怕还没到足以令王安起杀心的时候。而且王安虽然是个刚直之人，却不是一个铁腕之人。魏忠贤冷血，不能要求王安也同样冷血。有时候，是非善恶的区别，就在于人性上的这一点儿区别。

总之这事情，确实令人扼腕。王安又放了魏忠贤一马（人参之作用大矣），魏忠贤却不领情，反而与王安结怨。王安就是从这时候起，成了客、魏必欲除去的第二颗钉子。

只能叹，世上好人难做！

王安是个宁静的人，深居简出，嗜书如命。在这个关头，他还不知道，一场灭顶之灾就要发生在眼前！</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