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集团从汉代起，就不断祸乱朝政。在中国历史上，以汉末、唐末的宦官为祸最烈。汉家天下，就是由一场宦官政变“十常侍之乱”给闹垮的。而唐后期更甚，宦官甚至能废立皇帝。

等到魏忠贤阉了自己，混进宫里的时候，情况已略有不同。宦官在明朝，才被普遍称为“太监”。原因是，明代在宫中，设置了由宦官所统领的二十四衙门，各设了一名掌印太监。太监原本指的是明代宫中的上层宦官，但此后，这一称呼逐渐泛化，变成了对宦官带有尊敬色彩的通称。

明朝的宦官，气焰已经略逊于汉、唐，基本不可能操控皇帝废立了，但是也很有特色，为害一点儿也不比前代小。

明代的宦官不仅机构庞杂，而且人也多，到明末，人数已达十万以上，堪称空前绝后。虽然朱老皇帝在开国后，对宦官约束甚严，于洪武十七年（1384）铸铁牌，上有铭文：“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置于宫门中，以为警示。又敕令各部院，不得与内廷太监移文往来。

但由于朱老皇帝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制度，导致皇帝的政务负担太重，他本人和他的后代皇帝，又不得不起用宦官来分担政务。结果使得宦官干政合法化、制度化、长期化，比如，司礼监秉笔太监，就握有“批红”权（即用朱笔代皇帝批奏章）；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权势，高于内阁首辅；司礼监提督东厂太监，则掌握了最高侦察权。

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太监群体正式成为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且占据的都是近水楼台，故而权势熏天，很容易压倒外廷大臣。

以此来说，明朝也是宦官的一个黄金时代，如果机会好的话，就很有可能在这个时代大露一手，千古留名。

看来，魏忠贤对自己下手的这一刀，是下对了！

但是进了宫，又赶上了好时代，并不等于就一定能飞黄腾达。魏忠贤最先干的是“小火者”，即宫中杂役。须知，在宦官群体里，也不全都是官儿，其下层是劳役人员，只不过是御用的罢了，做的都是倒马桶、扫院子一类的杂活儿。

这个差事，离“内监”的金字塔顶，还差了十万八千里呢。

明朝在此之前，也有两个宦官的权势名气，足可与发迹后的魏忠贤相比，一个是英宗时代的王振，一个是武宗时代的刘瑾。但是，那两位公公都识字，且学问都不错。

王振，年轻的时候就是个儒生，饱读诗书，可惜八股文不过关，屡试不第，最后连秀才文凭都拿不到。后来到某县任教官，教学子读书，依旧困顿潦倒，九年间默默无闻。因对身世感到不平，一怒之下，触犯了律法，被判充军。恰逢明成祖想招一批有学问的阉人，来教宫内妇女识字。王振就看准时机，毅然自宫，进了紫禁城。

这人一开始就有野心，不甘心当妇女扫盲教员，后来终于让他等到了机会。宣宗的时候，皇帝要提高宦官队伍素质，在宫内设宦官学校“内书堂”，王振有幸成为学员之一。因他以前的基础就好，很快便脱颖而出，宫中都尊称他为“王先生”。宣宗欣赏王振的文采，任命他为东宫“局郎”（太子宫中，太监设有六个局，局郎为下级宦官），陪侍太子朱祁镇读书，深受信赖。

后来太子朱祁镇继位，成为英宗皇帝，王振也由此得以擅权，闹出了好大的动静，不少王侯公卿都称他为“翁父”。正统十四年（1449），王振心血来潮，诱导英宗亲征西部蒙古的瓦剌，闹得五十万明朝大军全军覆没，让堂堂英宗皇帝当了战俘。国之巨耻，莫过于此。战场上，愤怒至极的护卫将军樊忠，当场就一铁锤，砸烂了王振的脑壳。

正德年间，又出了另一位著名的大太监刘瑾。他原本姓谈，六岁时被太监刘顺收养，后来净身入宫，遂改姓刘。刘瑾也是自幼读书识字，心机极深。进宫后，碰巧侍奉太子朱厚照，大受宠信。朱厚照继位后，为武宗皇帝，刘瑾因此得以数次升迁，最终当上了司礼监掌印太监，统领内廷。

他专擅朝政，动静也是闹得好大，奏章都可以晚上拿回家去自己批，时人称他为“立皇帝”，称武宗为“坐皇帝”。刘瑾后来栽倒，被判凌迟之时，从他家中抄出的金银珠宝价值相当于全国三年的财政收入。2001年的《亚洲华尔街日报》，将刘瑾列入过去一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五十人名单，不仅留名于后世，而且扬名国际。

上面这两个人的发迹，除了他们富于心机之外，还得有三个条件：有文化，有野心，跟对了人。

这三个条件，魏忠贤一个也不具备。他没上过一天学，进宫当宦官，不过是为了躲债，谋碗饭吃。进了宫后，辛辛苦苦三十年，到最后跟的人也不大对，跟了一个在移宫案中倒了霉的李选侍。

那么，他是怎么在泰昌元年（1620年下半年）新皇帝暴死之后，摇身一变，乌鸦成了凤凰的？他是怎么在蹉跎多年之后，一脚踏上了时运快船的？他是怎么在天启元年“众正盈朝”的不利条件下，稳扎稳打，最终赢了一回大满贯的？

看来，所谓正奇之道、顺逆之理、福祸之机，都是皇权之下深不可测的套路啊！</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