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是官场上的胜者，他终生也不可能体会高拱的这种失落感。施与同情，也是基于胜利者的大度。

他步上巅峰，自认为即便做不了万世圣人，起码在当世的权势，无人能出其右——包括皇上！

掌权者的幻觉，总是让他看不到弱小者的力量。他绝想不到，大厦也有倾的时候，老树也有朽的时候。得意之时的每一步，都是在迈向明日的败亡。

他感觉不到有这样的威胁，荣耀的光芒让他目眩。

六月十五日，浩荡一行人刚抵京郊，就有皇上派来的司礼监太监何进，等候在真空寺接风。

何进宣读了谕旨：“若于中午进城，请张先生在朝房等候，朕即在平台召见。若于午后进城，则请张先生回宅安歇，明日免诸臣早朝，特为召见。”

国之栋梁，终于回来了，皇上一刻也等不得了！

次日一早，早朝免去，百官列班迎候张居正入朝。衮衮诸公，绯袍玉带，恭谨地行礼如仪。随后，万历在文华殿召见了张居正。

即位以来，万历还从未如此之久见不到“先生”，此时自是有千言万语要说。

寒暄过后，万历便问：“先生沿路所见，地里的庄稼如何？”

张居正愿意回答这样的垂询，觉得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人君，就应该有这样的良心，于是禀报说：“托万岁的福，河南、畿辅（北京周围）两地，麦子丰收，稻苗亦是茂盛。”

万历又问：“黎民安否？”

张居正说：“各处凡有抚按来见，臣必向他们转达皇上的保民之意。告诫他们，凡事要务实，不要虚文。臣见各官都兢兢业业，与往年委实不同。因此黎民感恩，皆安居乐业，实有太平景象。”

万历面露喜色，想想又问：“边事不知怎样了？”

张居正答：“在途中，臣见到了山西及陕西三边总督，都有密报说，俺答西行，为瓦剌所败，损失惨重，俺答仅以身免。臣以为，夷狄相攻，是中国之利，此是皇上的威德所致，如今边境无事，四夷宾服。”

内外的情况都很好，万历放下心来，特批张居正在家休息十日，再来上班。张居正又在太监张宏的引导下，到慈庆宫、慈宁宫拜见了两宫皇太后。

这一次衣锦还乡的风光，终告一段落。

八月秋凉时，赵老太太在魏朝的护送下启程了，由运河水路进京。自然又是一路搭棚迎送，彩幔高张，鼓角旗帜热闹非凡。在徐州，按察使司副使林绍，竟然亲自下河拉纤，为太夫人做引导。

九月十五日，队伍抵达京郊。万历和两宫都派了太监前往问候。稍事休息后入城，一路仪从煊赫，观者如堵，就是皇太后本人，也未曾有过这等风光吧。

到了京城相府安顿后，万历和两宫又送来赏赐，并有旨慰问张居正母子，语气异常亲切，几近家人之礼。赵老太太年事已高，不能进宫去拜谢，由张居正到会极门代为叩谢两宫。

君臣之谊，空前绝后！

繁华鼎盛过后，尖锐的现实问题，又摆在了首辅的案头。

就在张居正归乡葬父之时，户部员外郎王用汲，上疏弹劾张居正擅权。以张居正归乡葬父时的一件事为话题，直指张居正专用阿谀奉承之徒，败坏了官场风气。

事由葬礼而引起，其时湖广各级官员均来捧场，唯独巡按御史赵应元不见踪影。这位巡按当时正代理襄阳政务，只遣人打了个招呼，说有病来不了。也许在赵应元看来，参加葬礼是人情而不是公务，来不来不说明什么。对于这种特立独行的人，宰相肚子里却撑不了船，张居正在这时，就不以“非常人”来度别人了，心里十分不快。

他以前的门客、现任佥都御史王篆，察觉了首辅的心理，就以赵应元借托病不去接任新职为由，唆使都御史陈炌（kài），参了赵应元一本。像此类“任命之后有意规避”的行为，在实行了考成法后，照例是要给处分的，于是万历下诏予以除名。

此事在朝野的震动也很大。一个省级的监察大员，因为不去参加首辅父亲的葬礼，就要被罢官，未免骇人听闻。

王用汲说的就是这个。他说，赵应元不任新职，固然是太放肆了，罢免了都轻。但赵应元被参，真正原因是会葬的时候没有去，得罪了首辅。陈炌参他，不是因为事，而是因为人；不是因为此事，而是因为他事。陛下怎么能知道？

王用汲就此事生发开去，谈到了当今官场风气之恶劣，说是以臣看来，“天下无事不私，无人不私，独陛下一人公耳”，但是陛下又不亲自理政，将政务委托给善于奉迎的一群大臣。大臣独占私利而无所顾忌，那么小臣就越发苦于没有门路办自己的私事。大臣这么做，就等于驱使天下官员都去求他一个人。

这里面，句句说的都是张居正。

王用汲看得不错，朝中主宰者有私，明朝的官场自然就是个大卖场。诸臣都把良心作价，只要把良心杀得越狠，官运上的秤杆就翘得越高。

他说的最致命的一段话是：所谓威福者，应由陛下自出；乾纲者，应由陛下独揽。若寄于他人，即便不是旁落，也可说是倒持。政柄一移，则积重难返。

直斥张居正超越了皇权，为所欲为。

上疏时，张居正正在江陵，吕调阳卧病不出，是由张四维拟的票，将王用汲削职为民。万历同意了，还批了几句话，说：“本当重治，姑且从轻。若再有这等人，定与这厮一起重治不饶。”

这个事情，张四维处理得应说是中规中矩，并无可指摘之处。但张居正回阁后，大为不满，认为处理得太轻，应该下狱廷杖。但事已至此，张居正不由得迁怒于张四维，好几天都严词厉色，没给他好脸色看。

朱东润先生说，张居正过了五十岁以后，所作所为与高拱的刻忌一模一样。逆耳的话，听也不要听，开始有了顺昌逆亡的霸蛮气。

情况正是如此。这次，张居正一反常态，不再像过去那样对谤言置之不理，而是利用在家休息的几天，上了一道疏为自己辩护，洋洋三千余言。

张居正看到了王用汲上疏里的要害，即建议皇权不能旁落的问题。这对张居正来说，有身家性命之忧。于是他反击得非常激烈。

自辩疏说道：“明主求贤求不到，那是很劳苦的；如果求到了，就很轻松。所以受信任的贤臣，当然要揽权。难道非要像秦始皇那样刚愎自用，像隋炀帝那样猜忌忠良，才算是有权吗？”

又说：“先帝临终，以皇上托付臣，今日之事，臣不以天下之重自任，那还有谁可任呢？”

这个自辩疏，扯得有些远，舍我其谁的口气也有些太大。此时万历已完成大婚，是一个成人君主了，张居正自恃帝师身份，仍然把万历当成孩子，教导万历应该如何如何做皇帝，恐怕是太忽略了万历心里的微妙感受。

张居正在这一点上，很长时间里不够谨慎，与皇帝的通信中，有时居然自称“孤”。皇权制度几千年，一个臣子敢这样跟皇帝说话，可是从来没有过。

可是，他没有察觉到：无论是在他身上，还是皇帝的心里，事情都在起着微妙的变化。

万历照旧在张居正的自辩疏上，批了几句赞同的话，却也没有进一步加重对王用汲的处罚，午门前血肉横飞的惨烈一幕，并未重演。

王用汲虽被革斥为民，但是直声遍天下，被士人目为敢于仗义执言的豪杰。

这件事情的结果，显示出令人不易察觉的一种诡异。

夺情事件与归葬恩遇，是张居正官场生涯的巅峰时刻，自此以后，有些东西开始在悄悄逆转。

这个变化几乎没有人能看出来。

王用汲，结结实实地击中了万历皇帝的软肋！</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