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在皇位上折腾了四十五年，“骑鹤”走了，被尊为“肃皇帝”，庙号“世宗”，长眠在天寿山永陵（在今北京昌平）。

徐阶还干了最重要的一件事——草拟遗诏。遗诏名义上是老皇帝的意思，由顾命大臣执笔，但此时皇帝仅有一息尚存，遗诏的内容，全都是首辅说了算。

这个遗诏，实际上成了徐阶对嘉靖朝政的一次拨乱反正。以先帝名义检讨了诸多错误，对朝会之仪久废表示痛心；对因建言而获罪的诸臣予以平反，活着的要起用，死了的要抚恤。对那些搞怪的方士，根据罪状各正刑典，或杀或判。至于斋醮工程等劳民伤财之事，则全部停止。

以前那个胡闹皇帝武宗死的时候，也是由首辅大臣起草的遗诏，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工程全都给废掉了。这一次，与那次的情况很相像。

这个遗诏，并不是徐阶一个人写的，参与起草的，还有一个人。

谁呢？翰林院侍读学士张居正。

此时的内阁，除了徐阶外，还有三个人，李春芳、郭朴与高拱。论资格、论才具，拟遗诏找他们三个哪个帮忙都行，犯不着找一个没入阁的正四品官员来参与。惯例上，首辅忙不过来的文件，可以找阁僚帮忙，一般是次辅代拟。徐阶这一次的举动，可以说是完全坏了规矩，让人略感吃惊，而他的猫腻也就在这里。

找张居正参与拟遗诏，是“一箭三雕”：第一，可以提高张居正的地位，为他尽快入阁造势；第二，可以在高拱和张居正之间，起到一种微妙的离间作用，不至于张居正入阁后有跟高拱成为铁哥们儿的可能；第三，还可以给高拱这个不吃素的一点儿颜色看看。

徐阶的“暗箱操作”，果然达到目的。李春芳对此没有什么态度，高拱却气得要跳起来！原本以为不会怎么样的郭朴，也有很强烈的反应。

高拱与张居正之间，从此就有了暗暗的裂隙，在这一次的交集中，终于没能结成联盟。

从更广的范围来说，这份遗诏的出笼，对徐阶来说，真不知道是得还是失。一方面，由于遗诏否定了嘉靖时期的弊政，揭示了新政的大致走向，且概括得十分到位，公布后，朝野闻之，皆痛哭感激。显然，它顺应了人心，给徐阁老带来了巨大的声望。甚至后世有人怀疑，这是出自张居正的手笔，也极有可能。

另一方面，遗诏对嘉靖的谴责，毕竟是对先帝的不恭，这就预伏了日后有人借此发难的可能。

最直接的一个后果，是引发了高拱、郭朴两人与徐阶的严重对立。

徐阶在严嵩专权时期，曾经不得不忍辱负重，尾随严嵩十余年，不敢与之分庭抗礼。因此，他对门派斗争深恶痛绝，在用人上小心谨慎，决心消除门户之见，造成和平内阁。可是嘉靖遗诏一出，内阁就开始纷争不断。

隆庆一朝，先后共有九人入相。可以说，其中无一人是奸佞之徒。隆庆皇帝本人木讷、怠惰，一切委政于内阁，自己不大管事，对待阁臣的进退处置，又十分的理智和宽容（这一点实在难得）。先后九位阁臣，虽然有进有退，内阁始终是强势内阁，本可有一番大作为，一洗嘉靖时期的沉疴。但可惜，阁臣相斗，犹如车轮大战，使得所谓隆庆新政大打折扣，徐阶本人也险些翻车。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徐阶玩的小计谋，可以说，坏了他的大布局。

但是目前还看不出什么来。在这“嘉隆之交”，正是张居正青云直上的瞬间——好运来了，真是挡也挡不住。从夏秋间起，不仅徐阶常常造访翰林院，在徐阶的值班室——直庐，也常能看到张居正的身影。两人频频谋于密室，说得好听点儿，就是运筹于帷幄。转轨前后的国家大事，张居正不仅了然于心，说不定还出了一些很具体的主意。

国之器也，练手就在此时。比张居正年长二十二岁的徐阶，对张居正的通透与沉稳，显然是很赞许，渐渐竟有了依赖感。后来张居正回忆说，丙寅年的事，老师手扶日月，摆布天下，而参与其事的，只有居正一人。

这个庞大国家的升沉，就在徐阶的股掌之间。而徐阶身边，无其他任何阁、部大臣，只有这个时年四十二岁的异才。

人的差别，何其之大！正如张居正所说，当时明朝的高官冠缨相摩，成群结队，然而未必皆可与之谈事情——是啊，与酒囊饭袋有什么可说的？

这也是国家的不幸。本来，官员就是吃皇粮、为皇帝做事的。官员的生涯，应该是一种尽职的过程。官员在从政过程中，应有一种以一己之力提升万民生计的乐趣。可惜的是，大明的官员，永远是庸碌的比尽责的多。庸官把做官当成了一种享乐。官的含义，成了权与利两个字。汲汲于贪贿，是逐利，是把仕途看成了商业场；热衷于加官晋爵，是恋权，在高人一等的感觉中体会所谓的尊严。他们比较看重的，是官阶，随着乌带换成金带，金带换成犀带，人格也就逐渐高大——低品级小官们的逢迎，就是尊严的基础。

张居正却是个异数，他在这股浊流中，拔地而起。品级不很高的他，以一个中级官员的身份，与当朝首辅结成了莫逆之交，参与大局的运筹，赢得了远超过他品级的巨大声望。中外各界人等，都很瞩目张居正，认为他必有大用。

恩师为他提前铺好了红地毯。

随着隆庆元年（1567）元旦的到来，这位深藏不露的明日之星，就要在龙虎风云的内阁登堂入室了！</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