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事物也是在运动变化之中的。

从文学性上来说，别说黄鹤先生“博采众长”拼凑出来的爽文风了，就是《福尔摩斯》、《哈利波特》这些后世在全球大卖特卖的著名本尊，也实在称不上是什么主流文学。

黄鹤的一系列的文学性更是稀碎。

在文学被精英阶层垄断的如今，干不过主流文学是清理之中的事情。

不过朱富贵的客户定位十分精准，那就是新兴资产阶级和老牌贵族们精神空虚的二代，以及年轻的产业工人们。

必须要承认的是，字母文字的学习成本，至少是扫盲成本确实是要比汉字低很多很多的。

大明放弃了传统的反切法，与后世中华一样采用拼音字母对汉字进行注音，便是这个原因。

这也是一段时期内，包括鲁迅等诸多学者主张废除汉字，像韩国越南那样全盘使用拼音文字的所谓理由之一。

这种看法当然是愚蠢、荒谬，并且被历史证明其错误性的。

且不说汉字的高效性和简洁性，单说汉字最大的功劳就是，它是中华文明维系数千年大一统王朝的最直接原因。

自东汉末年至隋唐一统，中华大地已经经历近400年分裂。

若是欧洲，早已分崩离析，化作不知多少个民族了。

但在强大的汉字维系下，重归一统的中央政府得以迅速将皇令推行天下。

仅是如此还不够，帝国政府还组织学者，广罗天下之声韵，以成《切韵》、《广韵》等书，成为中古汉语正音，极大弥合了各地方言的分化速度。

可以说汉字和正音，就是中华帝国延续至今的秘诀。

但总之不管怎么说，汉字千般好，就是学起来比较麻烦，给大明的扫盲工作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相反，欧洲各国的扫盲运动成本就要小得多。

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高素质的工人。

哪怕作为短命的消耗品，但识字还是起码的，否则无法良好地使用机器。

早在1780年的时候，英国人的识字率就达到了惊人的70，如今更是接近85。

全民普及义务教育的普鲁士，识字率更是高达90。

而同时期的伪清约莫只有51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