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当前的共和国是什么样的消费水平?覦
个人连拥有一万元都是惊人的财富,这个时候身家十万的人那是稀有动物。
更何况宁卫民还只是二十啷当岁的小青年。
他居然悄无声息地就要成为……或者已经成为百万富翁了。
这可就完全颠覆社会主义大环境下,人们的固有的认知了。
难道说,共和国已经出现了新的资本家了吗?
这个问题可是太敏感了,敏感的让人不寒而栗!
“那……这就是说,你也是这两家外资公司与合资公司的老板之一了?这两家公司的雇员都是在为你工作?”覦
霍司长的话,以及投射在宁卫民身上眼神,都足以证明他已经联想到了阶级划分,以及“七上八下”这样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宁卫民心里猛然警醒,打了突,赶紧解释。
“我这可不能算是剥削啊。不瞒您说,我这只是技术入股。皮尔卡顿华夏公司的股份,是我用易拉得领带的专利换来的。易拉得公司的股份,是我后来又发明了拉杆旅行箱,用专利换来的。严格说来,我拿的股份,这应该也是劳动所得啊。毕竟是奖励性质的,而且占比也不多。更何况从没分过红。真要是政策不允许的话,大不了我把专利拿回来,放弃股东身份就是了……”
“着呢没想到啊,你这一年学的东西做的事,已经是旁人几倍,可居然又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
霍司长则话里有话的感慨了一句,但他看出了宁卫民的忧虑,想了一想,还是决定先不谈这件事。
“这件事你也不要紧张,你的情况我了解,是比较特殊的。到底你能不能担任这两家公司的股东?这个问题,大可以从长计议。你现在不是主要负责海外的商业工作吗?那就安心等一等。也许再等上几年,国内的政策对这种问题就明朗了,会有新的解释。现在我们吃不准的问题,到时候也许就不再是问题了。至于我本人,还是认为具体情况应该具体分析。既然允许你们这样的外资公司,或者合资公司,采用西方的股权结构和管理模式,认可你们公司的大股东和二股东是合法存在。那为什么不能允许多你一个小小的股东呢?难道就因为你的国籍?这明显不合情理嘛。只要你现在做的事是对国家和社会有益的,那我认为,就应该没有必要急着反对嘛。1984年伟人南巡,特区许多原本出格的事不就获得认可了。今年1月份,伟人再度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对于美国记者说的最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是‘改革就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可想而知,我们一定会遇到许多从没遇到过的新问题。”
霍司长这番话虽然委婉,却让宁卫民踏实了不少。覦
越发觉得霍司长是个既有担当,也有头脑,有能力有操守的好干部,也是绝对的务实派。
于是放宽心的同时,他也真心表态。
“谢谢领导的支持和鼓励,我会继续努力的。请您放心,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我搞商业经营不但会遵纪守法,而且也一定尽力把利国利民这件事先放在首位的。”
“你呀,连搞商业都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如果肯安心从政,一定前程无量。可惜了,人各有志强按牛头不喝水啊。”
霍司长则老生常谈,先是替宁卫民的前程可惜了一句,随后又不免提出新的疑问。
“哎,对了。我又有点不明白了。既然你都已经是这两家公司的股东了。怎么还会安心去日本开饭庄呢?你明明可以做更重要的事儿啊。难道参与公司经营的主业,亲手去打理这两家公司不好吗?你得跟我说真话,这种情况下,你还非要去日本。到底想干什么?”
“领导,我在日本是为了开辟新的经济战场,为了实现资源互换啊。这是多有挑战性的工作啊。”覦
宁卫民激情澎湃地说,“还是我当初跟您说过的那句话,我在借鸡下蛋啊。您想想,正因为我是这两家公司的股东了,在东京可做的事也就多了。像皮尔卡顿麾下的两家子公司合资办厂就是我撮合的。咱甭管这工厂是不是归属于外企的?终究是建在咱们国内。外汇、生产线、技术,咱们全能拿到手,还为咱们提供了不少就业机会。这不是好事吗?”
“还有京城的工艺品,还有易拉得的产品,我也借助皮尔卡顿公司的品牌和资源,在东京开拓出了初步的市场渠道。这叫反向输出。一样能给国家赚回大量的外汇。如果您等我继续站稳了脚,甚至都不是这点事儿这么简单了。我完全可以作为在日本的一个桥头堡,尽量多层次,多方面的把日本的好东西,国内紧缺的东西弄回国内来。同时也把国内多余且在浪费的东西持续输出,变成外汇,扩大我们文化的影响力。”
“比方说,最近我就和日本一家叫大和观光的旅行社建立了合作,只要国内这边和咱们的旅行社说好了,我完全可以撮合双方开发出互惠互利的合作旅游项目,把更多的日本游客带到咱们这儿来。那么无论是酒店、餐厅、旅游景点、旅游纪念品厂家,出租车公司还是旅行社,都能从中获益。”
“再比方说,我还在设想一种可能性,就是想在日本再办个收废品的公司,和进出口贸易公司,把国内目前紧缺的金属资源从日本给运回来,解决咱们工业系统的部分需求。您可能不知道,日本人实在太富了。但因为收入高,很多事都不愿意干,而且极其浪费。像各种家电,日本人根本不修,有点毛病就扔掉。老百姓扔大件垃圾还得付钱,我们完全可以从中捞两手。”
“反过来,劳动力对外输出也是件大好事。日本现在开始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力会日益紧缺。如果我能把国内不值钱的劳动力带到日本去,以日本的最低工资雇佣他们为我管理的企业工作。这既能解决国内就业紧张问题,还能增加我自己的企业竞争力。同时也让这些劳动力挣到他们在国内挣不到的大钱,让许多家庭脱贫致富。您想想看,这些劳动力如果带着他们的打工钱回来,肯定要花的,也就会刺激地方经济,撬动国内的经济发展。这不也是良性循环吗?但这件事,没有可靠的人来做不行。要是随意放开,肯定会引起诈骗、敲诈、偷渡、非法压榨劳工,甚至是人口买卖的副作用。”
“所以您说,我去日本有没有意思?是不是比我待在国内更让人激动?而且关键是,这些事我要不亲自去干,那怎么行呢?整体的规划都在我的脑子里,也只能我去亲手操作,才有可能实现这些计划。而且客观上,也有太多环节和法律问题需要我去疏通解决了。而一旦做成,好处更是不可限量。那不是纯粹关乎金钱的问题,也许会形成一种成功的海外经营模式呢。至少也可以为在我后面,也想走出国门的国内企业提供一一些可供参考的经验。起码也可以让为我工作的许多家庭就此摆脱贫困,能够有尊严地活着……
这就是宁卫民袒露的心曲。覦
他这人,向来待人接物给霍司长和彭原的印象是软和的。
可说这话却是拼足内力说的。
说完之后,他的脸一直红到脖子,足见是真情实感。
而无论是霍延平还是彭原,也都听入了神,对于宁卫民描述的抱负和未来倍感诱人。
是啊,除非这小子亲自在一线坐镇,否则这些事儿就永远只是空想,毫无可能实现。
可真要是能像他描述的这样可多么的好呢。
照他这种干法,共同富裕是有可能实现的啊。覦
就是咱们国家,如今刚见到一些起色,又充满了诸多困难的经济发展,也肯定会从中得到不少助力,会更容易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说白了,这事是怎么琢磨怎么划算。
于是思忖良久后,霍司长拿起酒杯,示意宁卫民碰杯。
等两人都喝了一口,霍司长笑了。
“你说的这些问题,我还从没有思考过。毕竟我是官员,不是商人。不过你可是让我又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是啊,年轻时候谁没有抱负?总希望多做点事,累不死人。我得说,我认为你的想法很好。无论成败,你刚才提出来的这许多事情,确实都值得去尝试。所以你不要有什么思想顾虑,就放手去做吧。如果国内政策方面,真遇到什么困难解决不了的,记得联系彭原,我会尽力帮你斡旋,或者协调一下的。比如说,给你申请组织劳动力海外务工的资质啊,还有适当的进出口额度,帮你找找国内对接单位什么的。这些事情上,我或许都能帮上一点小忙。”
闻言,宁卫民那只搁在唇边的酒杯似是粘住了一般,久久没有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