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法四十八年开始的天末改制运动，是李来亨在位期间的最后一次改革，也是顺朝第一个百年中，最重要的一次官制改革运动。天法四十八年朝廷颁布《官制改易筹备大纲》，终结了从隋代开始的六曹（部）制度，中枢部下的六政府机构由外务部、吏部、民政部、度支部、学部、陆军部、法部、工部（后改名农工商部）、邮传部，这九个部门取代并成为了后来内阁的雏形。后来又查漏补缺地顺应组建大海军的需求，成立海军部。参军院则被改制为军谘府，起初这一机构也是由陆军部管制，后来则因为军事需要而被独立出来。此时的内阁并不像后来那样由平章军国重事领导，而仍然由政事堂的多位平章政事采取集体领导的方式管理。这一时期，为了平息日本地区的持续性暴动，朝廷的官员职位，不再对出身地有任何要求。不要说是出身于瀛洲各都督府辖区的百姓，就算是一直出生国外，且一直在海外受教育的人，也能够毫无阻碍地担任朝廷的全部公职。一大批来自乐浪、瀛洲、昭南和青丘的海外属地士人，因此在天末改制以后，粉墨登场，挤进来了冠盖如云的开封朝堂。他们各自在本地富商的大力捐献支持下，于开封采买土地，修建了风格各异的会馆，供海外士人聚会之用。两鲜会馆（即指乐浪和熊津两个朝鲜辖区）、瀛洲会馆、南洋会馆、青丘会馆……这些建筑风格迥异于内地的堂皇会馆，作为新文化的载体和宣传中心，也为开封的市井文化注入了一股全新的活力。开封是一座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城市，但实际上到顺初的时候，经过几百年的衰退和明末以来多年战争的破坏，它的人口已经不能算作大都会之列，城市的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也已经明显落后于江南地区的诸多都会城市。开封虽然位在中原的中心，但至少就顺初的情况来看，开封城市在当时已经显露明显的衰退之象。它后来冠盖盛于世界的种种梦华，大部分都建立在其作为大顺这样一个世界帝国首都的行政地位之上。所以顺朝的开封，与宋代的开封在城市文化上已经有了很大差别。它依旧是一座市民城市，可又更多是一座世界的帝都；它的市民文化依旧发达，但又增添了更多权威的色彩。开封在中原，但它的市民却来自大顺这个世界帝国的每一块属地，所以人口的构成可谓空前复杂。开封人认为自己是得天独厚的、绅士的、殷勤的、应该被赞颂，但是他们自己却跋扈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所幸顺朝的汉字通识教育十分成功，虽然一些海外属地的国民来到开封以后，不能流利地进行对话，但是笔谈绝对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汉族的比例，即便是在顺朝版图最大的时期，也占到了差不多88%的样子。可开封客观上来讲，还是一座相当多元的城市，因为许多少数民族的王公和精英阶层都移居这座城市，构成了一种十分特殊的市民文化。这座城市在高宗朝时拆毁了全部的古城墙，使得城市范围扩大了数倍以上。黄河的治理工程是世祖李来亨的遗训，大顺对于淮河、黄河、海河三条河流的治理工作持之以恒，坚持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才算基本上完成根治。在三河中，无疑黄河的治理工程花费人力物力最多。毕竟黄河的存亡关系开封的危亡，一条河流、一座城市，命运相互缠绕，好在顺朝的执行力比两宋强得多，国家有足够的毅力彻底根治黄河水患。哪怕要花费一百多年的时间。考虑到开封的人口里，至少有五分之四是世祖朝以后，才从大顺分布全世界的无数属地里迁徙来京的；考虑开封的城区面积里，十分之九的部分也是在世祖朝以后才建设起来的。我们完全可以说这座城市并不是两宋以来开封城的衍生，它虽然诞生在宋朝开封府的基础上，可确实是一个崭新的城市。而且在城市的气质上，也更接近于长安那样世界之都的气质，而非是宋代开封的市民文化气质。其实李来亨本人，因为开封城无险可守，又有黄河水患的危险，一直是心之念念迁都想法的。他一直以来，迁都的考虑，就是三个选择：迁都长安，迁都北京，或者再建一座新都。开封之成为大顺，甚至是全世界的都城，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很偶然的原因。如果当年李自成的北伐打下了北京城，而没有止步山西，那毫无疑问北京才会成为大顺的都城。或者后年多尔衮的南下，如果冲进了河南，说不定顺朝就会迁都到后方的襄阳或武昌去了。长安是大顺元勋们最青睐的地方，而且经过周祚鼎的治理，关中经济也实现了简直堪称跨越式的复苏发展，已有了作为首都的潜质。世祖朝又有很多年着力西北，和准噶尔进行多年的战争，迁都长安也有利于控制这场战争的烈度。但可能也是因为西北敌人的危险，朝廷要考虑到迁都长安以后，敌人进攻京师和延安祖坟时，朝廷该怎么办的事情。而北京，其实对朝鲜和日本的成功征服与开发，也给北京重新成为首都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毕竟一个繁荣不亚于南海的东海经济圈已经形成了，北京作为这中间最重要的城市，在经济上来说是很值得考虑的。只不过北京与大顺没有太多历史关系，本朝的元勋大臣们也都并不支持这点。李来亨本人最坚持的建形城的方案，大致上是考虑在沿海地区，如天津甚或松江一带，建立一座宏伟的城市作为新都城。可经过计算以后，其花费简直是天文数字，自然完全不被群臣所接受。开封的首都地位就这样慢慢确认了下来，到李来亨去世以后，更再无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