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是程方没有作案时间。根据潭州县公安局的侦查结论，案件发生时间为二零零一年七月十二日凌晨二时许。而程方家座机的话费清单显示：二零零二年七月十二日凌晨二时十分四十九秒。程方正在家中与朱丽红通话。正打着电话，朱丽红告诉程方，她姐姐家出事了。让程方找车送他们去医院抢救。拭问，如果案犯真是程方，他怎么可能几乎在案发的同时，还能跟朱丽红在家中通话呢。

最后，李久明被捕后，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一些公安人员在侦查阶段对自己刑讯逼供。《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利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也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我国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参加的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第十五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已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证据可用于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

上述法律和国际公约明文规定，如果程方所说的公安人员对其刑讯逼供属实，便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

于立飞作为潭州县公安局实际一把手，如果公安局的公安人员，确实有刑讯逼供的犯罪行为，他是绝对不会姑息迁就的。急于破案的心情他能理解，危害到自己同事的生命，他也很同情。可是如果真的是采用刑讯逼供，而造成了屈打成招，他就不会答应了。

听到于立飞有理有据的分析和判断，安德生也是沉默了。这件案子涉及到原来的局长和政委，虽然他们都已经不在了，可是于立飞的做法，还是会让人觉得他在报复。

“如果程方真是冤枉的，而我们在知道之后，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那就是渎职！再说了，程方虽然有违纪行为，可是并没有故意杀人。非法持有枪支虽然要处罚，但并不能判死缓吧？”于立飞沉吟道。

“于书记，我支持你。”安德生最后咬了咬牙，程方的案子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既然于立飞要重新调查，他自然也不好反对。而且于立飞也说的没错，如果现在自己不支持，真要是查出程方是冤枉的，他这个公安局的政委，以后还怎么干？

“你把当时参与审讯的人，列一个名单。”于立飞说，到底是什么情况，当时参与审讯的公安人员心里最清楚。

“汤伯生、李青山、赵力、余建军、李久明，还有市局刑侦支队一大队的大队长聂连海。”安德生对这件案子记忆犹新，对参与审讯的人员也非常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