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带了点药，不过不知道适不适合，我也没敢给她乱吃，等到了我姐家再说吧。”

安芬，“你姐是远嫁到杭州的还是你是远嫁到我们海茗县的。”

不过，听她的口音倒是两地全都不是，果然，她说，“我们都算是远嫁吧，老家是杨州的。”

那么，余下的我们都只能祈求老天保佑了，我之所以对此木然，是因为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我下班回到家时，他莫名地总是话里话外带着刺，那时串串还不会走路，他也是从不外出的，我一般都是极努力地忍了，一次又一次，当我的极限被冲破最后一道防线时，即在我毫无防备地脸上就挨了一巴掌时，我默默地抱起串串又踏上了回单位的路，其时天已经黑透了，我根本不知道还有没有回去的路，也许老天都在向我伸出援手，竟有辆大巴车候在离我家不远的站台处，我刚上去车就开动了，根据经验及与售票员的对话，不难推断那是城里返乡的最末一班车了。

而别的车不是没有的，那全是些黑的或是出租公司的车，短短不到二十里的路程是需要几十元打车费的，而那时孩子一切的生活来源都是我一人支付的，而那时的我每月不过1000出点头的工资，倘若是搭不上那辆末班车，我怕是要抱着孩子走上一两个小时的，而且不难想像，背着个包袱行程会越来越慢的，况且是抱着个孩子，只能保持着一个姿势，天助我的是，我搭上的那班车的售票员竟与我认识，居然连车费钱都给我免了，虽然只几元，家里没有享受到的温暖我居然在外面感受到了，在车慢慢地穿行在越来越黑的夜里时，我把头抵在串串的棉袄上不由自主地落下了伤心的泪水。

我不敢说是委曲，因为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这少妇这时接了个电话，根据她在电话里的哭诉可以听得出是在与她妈妈说话，我们听不清她妈妈在电话里说了什么，她当然也不是用的免提，只是见她哭得稀里哗啦的，我反而有些木然了。

安芬这时走来关切地问，“你孩子睡着了吗？上面有卧铺，你可以把孩子放下，你在边上守着。”

“可是——”看她的穿着，应该是个没有什么固定收入的人，过时的廉价的羽绒服都有些褪色了，街边摊的那种紧身小脚裤，几十元一双的那种边上带假毛的鞋子，虽则与时下的流行不是那么格格不入，我想这大概也许是她出门的最好的行头了。

“没事，不另收钱的。”安芬又解释着，“那是供我们俩换着休息用的，时间太久，你这样抱着小孩，不但你自己吃不消，孩子也会不舒服的。”

我也只好应和着，“是啊，你上去吧，我们俩在椅子上躺躺也就行了，反正一个人怎么也好说，你也总不至于连个盹都不打的，要是有个闪失，孩子可怎么办啊？”

这还不是我们忧心的问题，我们忧心的是她说这孩子发烧还没好，要是万一路上出现什么症状，可又如何是好，看她不时地抹着眼泪，目前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卜瑾回过头来，看这少妇一眼，默默地叹了口气，他，是实在不好多说什么的了。这时忙着出远门的人已陆陆续续地上车了，由于是周末，相对来说，孩子就多了一些，也有些是中途就下车的，并不直接抵达杭州，也有的并不是纯是出去旅行，只是都是奔着不同的目的，抱着一种象是搭顺风车的心态，况且我们的车上又没有专门的导游，一定要把他们送到某个山脚下或是还要强制性地向他们推销着什么，这些与我们的初衷那都是背道而驰的。